1935年是6月，四川一位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给红军部队带路翻越夹金山，红军为表感念赠送马灯一盏，并赠汉族名字马登洪（马灯红）。

一盏马灯，为什么能让一个家庭记上几代人？故事得从红军来到夹金山脚下之前说起。

那时，山里的百姓听到军队要来，首先想到的是躲。国民党方面和地方土豪劣绅散布关于红军的谣言，村民分不清真假，只能先避进深山。对普通人来说，家里的粮食、柴草和牲畜，都是维持生活的指望，谁也经不起折腾。

1935年6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来到宝兴硗碛。村子里的人躲着，暗中看着这支陌生的队伍。几个胆大的青年下山取东西，特巴也在其中。让他们意外的是，眼前这些当兵的人，跟他们担心的完全不一样。

战士衣服单薄，却宁愿在屋檐下歇息，也不擅自进入百姓家里。夜里需要生火取暖，老乡堆好的柴就在旁边，他们却自己去打柴。用了群众的东西，就留下说明和相应的钱。

这些事情很小，却最能让人看清一支队伍。

柴草是老乡辛苦背回来的，粮食是一家人过日子的底子。红军自己吃苦，也守着这些规矩。特巴把亲眼看到的情形带回山上，消息慢慢传开，村民陆续回家。先前躲避军队的人，开始走到路旁迎接红军。

信任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红军尊重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保护寺院，不随便拿东西，村民也逐渐明白，这支队伍愿意把穷苦百姓放在心上。

但红军面前，还有一道更难过的关。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要翻越夹金山，向懋功方向前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连续行军作战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接下来，他们又要面对严寒、缺氧和难以辨认的山路。

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山岭连绵。山下已经是六月，山上仍有冰雪。对于缺少御寒衣物、吃不饱又走了很远的战士来说，每往上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力气。

更危险的是雪塘。

有些山坳被积雪覆盖，表面看着与附近没有太大区别，脚踩下去，却可能陷进深深的雪窝。外来的人不熟悉地形，光凭眼睛看，很难判断哪里能走、哪里必须绕开。队伍越长，越需要有人把路认准。

特巴就住在夹金山脚下，熟悉这一带的山路。得知红军需要向导，他站了出来。其他村民也陆续加入带路的队伍。

这份帮助分量很重。带路的人要走在前面，辨认危险，自己同样要受冻、挨累。红军分批过山，向导也需要反复接应。特巴和家人多次往返，把熟悉山路的本领用在了帮助红军上。

向导们提醒战士，每个人准备一根探路的木棍，遇到看不准的地方先探一探；经过雪塘附近，要留意当地用石头垒起的路标；上山后少说话，保存体力，尽量跟紧队伍。

这些话听起来平常，却都是山里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到了风雪里，知道下一脚该往哪里落，往往比什么都紧要。

当地能够提供的御寒物资有限，红军买了辣椒，准备了当地较厚实的草鞋，尽可能为登山做准备。

但这些东西终究有限，翻山还得靠战士一步步往前走，靠向导认路，靠身边的战友相互扶持。

1935年6月12日，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先头部队翻过夹金山，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一部相遇。经历一路艰险的队伍，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同志。

从6月12日至18日，中央红军分批翻越夹金山，抵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为后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段历史里，有指挥员的决断，有战士们的坚持，也有山下百姓实实在在的支援。

分别的时候，红军送给特巴一盏马灯，还送了生活用品和钱币。“马灯红”这个名字，也随着那盏灯留了下来。后来，他使用马登洪这个汉文名字，后代也跟着姓马。

马灯可以提在手里，照着脚下的路。对于马登洪一家，它还留住了一段经历：曾经有一支穿着单薄、走得很苦的队伍来到这里，他们守规矩，尊重百姓；山里的百姓认准了他们，愿意陪他们走过雪山。

然而，帮助红军之后，马登洪一家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安稳下来。国民党追兵随后来到夹金山下，搜捕帮助过红军的群众。为了避难，一家人翻过山，到懋功靠做长工维持生活，直到当地解放后才回到家乡。

一段带路的经历，连着的还有一家人的迁徙与艰辛。也正因为如此，马登洪后来对儿女讲述红军时，那些关于纪律的记忆格外清楚。他反复教育孩子，记住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定拥护共产党。

他的儿子马文礼记住了这些话，又讲给自己的子女。到了孙辈，马花、马丽继续讲述爷爷与红军的故事，成为红色讲解员。

如今，在宝兴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里，一张老人照片和一盏马灯，让参观者停下脚步。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的带路青年。

从躲进山里，到下山观察，再到主动带路，这个变化把军民之间的感情讲得很明白。百姓看重的，是你到了我家门口怎样做，是你自己困难时，还能不能顾着我的生活。

特巴认准红军，靠的是亲眼所见。红军记住这位向导，靠的是他在困难时伸出的手。九十多年过去，雪山上的脚印早已消失，这份彼此信任的情义，却通过一个名字、一盏马灯和一家人的讲述，留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