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上班的华人坦言：不要信媒体，印度相当于我国3-5线城市
飞机降落在德里英迪拉·甘地机场时，陈航深吸了一口气。三年前，他作为某手机厂商的驻印工程师来到这里，彼时网上铺天盖地的“印度崛起”“下一个中国”让他既紧张又期待。如今合同期满，他终于要回家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大学室友老赵发来的消息：“听说印度现在可牛了，班加罗尔对标深圳，孟买对标上海，真的假的？”

陈航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敲了一行字：“别信媒体。你来了就知道了。”

他记得刚下飞机那天，也是这样的霾。机场确实气派，玻璃幕墙锃亮，走廊里挂着巨幅广告，塔塔、信实、印孚瑟斯的标志随处可见。可出了航站楼，画风陡变——坑洼的柏油路、乱窜的三轮突突车、路边悠闲散步的牛群。从机场到酒店四十分钟车程，他数了十七个红绿灯，其中九个是坏的。

公司安排的公寓在古尔冈，号称“印度版深圳”。月租折合人民币八千，带健身房和泳池，楼下保安穿着制服站岗。可出了小区大门往左走两百米，就是另一番天地：土路上跑着马车，妇女顶着水罐从井边走过，小贩在尘土里炸着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油饼。一条马路，两个世界。

“陈工，别站在那儿看，”来接他的本地同事拉杰什笑着说，“这就是印度。”

拉杰什是IIT毕业的高材生，英语流利，在班加罗尔和美国都工作过。他带陈航去吃饭，选的是一家“高档餐厅”——人均消费折合人民币六十块。陈航看着菜单，价格比深圳的湘菜馆还贵，但口味实在不敢恭维。糊状的咖喱、烤焦的饼、甜得发腻的拉茶。

“你们这儿物价不低啊。”陈航说。

拉杰什苦笑：“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物价跟北京上海差不多。但出了这几个城市，就像回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县城。”

第一个月，陈航负责调试产线设备。工厂在诺伊达工业区，从公寓过去要一个半小时。路没有一天是不堵的，三车道能被挤成五车道，喇叭声从早响到晚。有天堵在半路，他看见一个男孩敲车窗卖书，封面是《穷爸爸富爸爸》，旁边跟着个女孩，怀里抱着婴儿，挨个车讨钱。

“他们不上学吗？”陈航问。

司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先生，这是印度。”

辛格会说一点中文，是自学的。他告诉陈航，自己每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一千二，要养四口人。女儿想学医，但学费一年要三万。“我供不起，她只能去学护士。”辛格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有次工厂放假，陈航自己去了趟老德里。红堡确实壮观，贾玛清真寺也确实宏伟，但让他印象更深的，是街角那排露天厕所——没有门，没有水，就几块板子挡着。旁边就是小吃摊，商贩徒手抓着面团，苍蝇在周围打转。

他想起国内媒体常说的“印度人口红利”“消费升级”，突然觉得好笑。十四亿人里，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可能不到两亿。剩下的呢？在尘土里，在露天厕所旁，在突突车扬起的黑烟中。

临走前一晚，拉杰什请他吃饭。还是那家“高档餐厅”，还是糊状的咖喱。拉杰什喝了点酒，话多起来：“陈，你知道我最羡慕你们什么吗？”

“什么？”

“高铁。你们有高铁，我们没有。你们能从北京坐到上海，五个小时。我从德里到瓦拉纳西，六百公里，坐火车要十二个小时，飞机要四个小时——还得先花两个小时去机场。”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你们的工厂。你们的工人会操作机器，我们的工人培训三个月还是只会拧螺丝。教育，基础设施，制造业……印度要追，至少三十年。”

陈航没接话，只是举杯碰了碰。走出餐厅时，夜色正浓。路边有人睡在纸板上，裹着破毯子。远处，一座新建的购物中心灯火通明，巨幅广告牌上写着：“印度新时代”。

飞机起飞时，陈航又看了一眼窗外。德里的灯火在夜色里蔓延，像打翻的星星。他突然想起拉杰什的话——“这就是印度”。是的，它有班加罗尔的IT精英，有孟买的亿万富豪，有月入十万的软件工程师，也有睡在路边的人、用不上干净水的人、供不起孩子上学的人。

就像一颗被掰开的石榴，里面一半饱满，一半干瘪。

落地上海，老赵接机。第一句话就问：“印度到底怎么样？”

陈航想了想，说：“你去过咱们县吗？我老家那个，十八线小县城。印度大概就那样——好一点的，像咱们市里；差一点的，像咱们镇上。但有个区别。”

“什么区别？”

“咱们县再差，路是平的，电是稳的，孩子是能上学的。”陈航把行李扔进后备箱，“印度的问题不是穷，是穷得没指望。”

车子上了高架，窗外是连绵的路灯和整齐的行道树。陈航打开手机，刷到一条新闻：“印度GDP增速超预期，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他笑了笑，把手机揣进口袋。

有些事，得亲自去了才知道。有些话，得亲眼见了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