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

南京解放后的一个清晨，一名穿旗袍的女子开着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门口卫兵拦住她，她递出的证件看上去是空白的，真正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藏在封皮夹层里。

她叫陈修良。那天，她带来的不只是身份凭证，还有一份潜伏人员名单，以及城里尚未处理完的情报。

这段经历里，最让人记住的不是旗袍，也不是吉普车，而是那本看似空白的小册子。地下工作讲究隐蔽，公开身份和真实身份不能混为一谈，证件既要能带在身上，也不能轻易暴露。卫兵摸到夹层里的薄纸，确认上面有华东局社会部的印章，才转身去通报。

为什么要把身份藏得这么深？因为南京刚刚易手，城里的人员关系、联络点和秘密材料并不会立刻消失，处理得慢一步，就可能多一分风险。

何克希很快走出军部，把陈修良请进临时办公室。她没有寒暄太久，直接拿出一个扁铁盒，里面卷着最后一批名单。潜伏组共有十二人，三人已经接到撤离指令，另外九人还在等待安排。

一份名单，表面上只是代号和住址，背后却牵着一条条联络关系。接收的人要尽快判断哪些还能用，哪些必须立刻停掉，不能把旧办法原样带进新局面。

陈修良带来的消息里，有好消息，也有已经无法挽回的损失。城南警察局的内线老赵已经暴露，4月20日夜里，稽查处突击检查户口，在他住处搜出了发报机零件。老赵当场被捕，当晚就在稽查处地下室遇害。

这条线断了，相关联络点也必须全部作废。何克希拿着笔，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划掉旧记录。地下工作不是把人和地点记下来就算完成，发现一处暴露，就得连着排查整条关系，免得已经失效的线索继续拖累其他人。

另一件事关系到接收技术设备。国防部二厅的一支技术小组藏在鼓楼医院仓库，组长愿意交出通讯器材和密码本，提出的条件是家人能安全离开南京。何克希答应下来，并记下接收安排。

这也说明，接管城市并不只是接收建筑和物资。技术人员、设备、密码材料，往往都需要逐项交接，处理时还要顾及人的安全。眼下医院尚未正式接管，时间和安排都得衔接好。

陈修良还交出一张写着地址的小纸条。总统府撤退前，机要室有些文件没有烧干净，地下一层西侧档案室靠墙第三个铁柜底层，留着城防工事图纸副本。钥匙在一名姓马的总务科长手里，人还躲在家中。

何克希问她怎么知道。陈修良只说，马科长的姨太太这半年常和她打牌。

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背后却是长期接触和判断。能从日常交往里获得消息，不代表每条线索都可靠，更不能拿到一句话就直接行动。图纸是否还在、钥匙能否找到，都需要侦察人员进一步核实。

南京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城防图纸这样的材料，关系到城市设施和军事部署，找到后能否安全收回，显然不能只靠一张纸条解决。陈修良离开后，何克希马上拿起电话，通知侦察科处理紧急任务。

同一时期，上海解放前后的地下工作也包括传递情报、保护工厂和城市设施。不同城市的具体任务不一样，但有一点相通，军队进入城市之前，地下组织掌握的信息能帮助接收工作更快落地，也能减少重要设备和设施遭到破坏的风险。

不过，地下工作的价值不能只看成搜集秘密。老赵遇害，就是这段经历里无法绕开的另一面。情报网络有用，却也脆弱，一个环节暴露，其他联系人便可能受到牵连。陈修良把已暴露的关系说清楚，和交出新线索一样重要。

谈完工作，何克希问她接下来有什么安排。陈修良说服从组织安排，也想休整两周，去苏州看看两年没见的母亲。何克希提出派人护送，她没有接受，只要一张通行证。

这次见面没有什么隆重仪式。何克希低头填写通行证，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陈修良把证件折好，放进手包，随后离开军部。

她的手包里，曾装着暗码、名单和情报。回到颐和路时，里面只剩口红、小镜子和通行证。她让司机把车交回后勤处，进屋后脱下高跟鞋，打开衣橱，取出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列宁装。

旗袍象征着她此刻的公开外表，证件夹层里的暗码，则提醒人们她一直承担着另一种任务。两种身份要在同一个人身上切换，靠的不只是胆量，还有对时机、联络和风险的判断。

战事结束，城市恢复秩序需要时间。对陈修良来说，军部这次交接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把旧情报清理、把新任务接上的一个节点。

眼前最紧要的，不是讲述她如何进门，而是名单上的人能否妥善转移，暴露的线索能否及时切断，图纸能否安全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