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在红三军团时和杨尚昆主席，叶帅都搭过班子，杨主席给彭老总当过政委，叶帅给彭老总当过参谋长。在战斗中彭老总曾经救过杨主席和叶帅的命。

1935年7月21日，叶剑英离开红三军团，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不到一个月，杨尚昆也离开军团，转到总政治部工作。至此，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三个人同时在红三军团任职的阶段结束。

这个班子真正同时存在，其实只有几个月。

杨尚昆来得最早。
1934年1月，他出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军团长已经是彭德怀。两个人接手的并不是一支可以从容整训的部队。第五次反“围剿”正在进行，国民党军依靠堡垒、飞机和重炮逐步压缩中央苏区，红军却缺少重武器，弹药也远远谈不上充足。

彭德怀不赞成拿这样的部队长期和优势敌军拼阵地。
广昌作战前，他主张利用机动，把敌军诱出来，再寻找侧后攻击的机会。可是红三军团不能自行决定整个战场的打法。中革军委确定正面防御后，彭德怀和杨尚昆仍要带着部队进入阵地。

军团长、政治委员都靠近前线。
杨尚昆后来回忆彭德怀指挥作战时的位置，有一个很具体的特点：军团部常常向前压，有时甚至比下面的师部还靠前。军团首长离战场越近，观察和指挥越直接，人也就越容易落进敌人的炮火和飞机攻击范围。

1934年4月的广昌战场，这种危险直接落到两个人身边。
一次敌机俯冲投弹时，彭德怀把杨尚昆推进坑道，两人才避开爆炸。那一阶段，红三军团指挥位置多次遭到敌机攻击。广昌最终没有守住，红军付出很大伤亡，彭德怀和杨尚昆也没有因此获得改变全局作战方针的权力。

几个月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红三军团继续承担突击、掩护和阻击任务。湘江战役以后，部队损失严重，原有建制也在连续作战中不断变化。1935年2月，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附近作战中牺牲。

2月28日，叶剑英接任参谋长。
从这一天起，红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位置才出现了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三个人：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三个职务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彭德怀主持军事指挥，杨尚昆负责政治工作并参与军团重大问题处理，叶剑英掌握参谋机关，负责敌情、行军、兵力调动和命令组织。

部队一旦转移，三套工作必须同时向前推进。谁也不能只管自己的那一块，然后等别人来收尾。
1935年春，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一带反复机动，随后向金沙江、大渡河方向前进。红三军团跟着主力不停变换方向，前面要找道路，后面要防追兵，中间还要解决粮食、伤员和部队衔接。叶剑英到任后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在移动中维持指挥系统运转的岗位。

杨尚昆同样没有远离火线。
进入云南后，他在一次敌机空袭中腿部负伤，弹片长期留在体内。这次受伤发生在1935年，与一年前广昌战场的空袭是两件事。连续两年，敌机都曾直接威胁红三军团高级干部。

到了7月，叶剑英调走；8月，杨尚昆也离开。
三人搭班的时间虽然短，红三军团却恰好在这几个月里走过中央红军长征中极其紧张的一段路程。

接下来发生了一次新的组合。
1935年9月，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主力缩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已经转任其他工作，彭德怀和叶剑英却第二次搭到了一起。

铁脚城附近，敌军骑兵尾追上来。
彭德怀和叶剑英登高观察敌情。就在两人查看追兵时，彭德怀突然把叶剑英按倒，一颗子弹从叶剑英头顶掠了过去。

叶剑英后来一直记着这个动作，把那次脱险看成彭德怀救了自己一命。这时距离叶剑英离开红三军团已经两个多月。救叶剑英的彭德怀，身份也已经从红三军团军团长变成陕甘支队司令员。

两次险情因此落在了两套不同的指挥体系里。
广昌时，彭德怀身边是政治委员杨尚昆；铁脚城附近，身边变成参谋长叶剑英。中间隔着长征、减员、干部调整和部队改编。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彭德怀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得很靠前。

10月，陕甘支队进入吴起镇地区，并击退尾追的敌军骑兵。
此时杨尚昆已经不在这支部队，叶剑英仍任参谋长，彭德怀仍任司令员。1935年初那个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长三人同时在红三军团工作的班子，再也没有恢复。

多年以后，三个人各自走上不同岗位。

可他们真正共同经历的那段时间，并不在大会堂，也不在后来的国家机构里。那是在广昌的坑道、遵义附近失去参谋长后的军团机关、不断北移的行军纵队，还有铁脚城附近一处能够看见追兵的高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