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日记——卡纳法尼的侄女，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成为黎巴嫩人

1.Nahla是加桑·卡纳法尼的侄女，在贝鲁特的一座难民营里运营着一个挂名卡纳法尼文化基金会的儿童教育学校。我们去这座难民营拜访她，扑了场空，她身体状况不好，说叫司机接我们去她家。

在等待的间隙，我们在这个营地里闲逛。这个营比贝鲁特另外两座要小得多，人口密度低，大多是机构的办公室所在地，比如PFLP（“人阵”）的、法塔赫的，似乎也没有其它营地那样可见的武装力量在场。1948年纳克巴之后的，最早一批逃至这个营的是巴勒斯坦基督教徒，因为这里原本是归属教会的土地。但在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战争与流离失所之后，不同的人开始住进来，包括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叙利亚难民、外籍移民工和来贝鲁特务工的贫困的黎巴嫩人。最早一批迁居至此的巴勒斯坦人开始把自家房子租给外来者，赚一些法外的灰色收入。

在经过去第一个难民营被阿迈勒武装带走的教训后，我不敢拿出手机拍照。但是在这里，我们路过的人，尤其是孩子，不断要求我们对着他们的脸按下快门。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几乎成了一种离散巴勒斯坦人“代代相传”的身体记忆，要提醒外面的人——我存在过。

2.我们跟着司机一路开出了贝鲁特，从黎巴嫩西部的海岸线一路向东部山区开进，40分钟路程便横跨了1/3的国土。Nahla在山上的一座不受战争侵扰的房子里等着我们，她70出头，离不开轮椅，24小时靠一位埃塞俄比亚女工照护，但是思路敏捷、口齿清晰，并且烟不离手。

她的父亲是巴勒斯坦难民，母亲是黎巴嫩人。因为父亲有不少亲戚在黎巴嫩——祖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末尾，那时黎巴嫩、巴勒斯坦本就不泾渭分明——然后娶了黎巴嫩妻子，在那个时代拿到黎巴嫩的身份相对容易。于是，在法律上，Nahla也是黎巴嫩公民。

Nahla的父亲和卡纳法尼是表兄弟，他们都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阿卡，两家房子相邻，从小一起长大。1948年纳克巴后，阿卡被划入以色列，他们的家族被逐出家园，一些人迁至1948年后仍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一些人则逃至邻国，比如如叙利亚和黎巴嫩。

卡纳法尼一家先来到叙利亚，他在大马士革求学期间结识了乔治·哈巴什，加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PFLP（人阵）就从那里诞生。1960年代初，在哈巴什的召唤下，他又来到贝鲁特，进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机关报《自由》（al-Hurriya）编辑部，接下来进入纳赛尔主义日报《解放者报》做主编。之后从1969年直到遇害前，他创办并主编“人阵”的机关周刊《目标》（al-Hadaf）。那时的贝鲁特是阿拉伯世界出版和政治流亡者的中心，报刊林立，言论空间比大马士革大得多。

1972年，卡纳法尼在位于贝鲁特东郊的家门口被暗杀。当天早上，他和他外甥女拉米丝一起离开家门，坐上车后，汽车立即爆炸。时间正值鲁德机场事件一个月后，卡纳法尼担任此次事件的“人阵”发言人。卡纳法尼的一生从未拿起过武器，针对他的暗杀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知识精英的长期抹除策略的一部分。在他被杀害的十年后，曾经位于贝鲁特左翼知识人街区Hamra的Palestine Research Center同样被以色列掠夺和破坏，最后炸毁。中心由由巴解组织建立建立，保存着大量解放运动相关档案。伴随机构一同抹除的还有十几个知识分子的生命。

如今，走在Hamra街区，难觅任何关于这个中心存在过的痕迹。

3.Nahla和父亲回过两次巴勒斯坦。一次是1967年之前，父亲带着一家人开车到巴勒斯坦旅行，去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区，但是没有办法回到他被驱逐的1948年以前的土地。在从巴勒斯坦返回黎巴嫩仅10天，第三次阿拉伯战争就爆发了，巴勒斯坦进一步被以色列占领。直到1982年，他们才再度有机会回去。那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从南黎巴嫩到贝鲁特都处于以军控制下，以至于原本黎以之间森严的边界事实上“打开”了一个口子。在这个很短的窗口期，Nahla和爸爸、妈妈、叔叔决定回去看看。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父亲的家族曾经被驱逐的地方。

过检查站时，没有人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就这样，一路丝滑地回到了父亲记忆中的家乡。当他们距离巴勒斯坦还有一座小山丘时，下了车，朝着对面走。最终站在那个边界线上，当父亲可以看到童年记忆里的橘子树时，他几乎僵滞在了那里，站了十几分钟，无法移动脚步。

这趟旅行一共2天，父亲去看了他曾经的老房子，现在是以色列人在住，曾经的房子被分割成两栋。在几次上门求索下，一个女士让他们进去了。父亲后来回忆说，那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那棵无花果树还在，橘子树、茉莉花树和鸡棚都和以前一样。但他说他已经丢失了所有美好的记忆，他希望他那次从未回去过。他告诉他远在北美和欧洲的亲人他很后悔，他应该在记忆里保存住过去的美好记忆。

Nahla没有跟着去那个房子，冲击感太强烈了，她不敢进去。叔叔从那个院子里摘了几只橘子拿给她，那种剧烈的情感让她感到窒息。“这种感受只属于我，不属于我的父亲和叔叔，不属于真正在那里生活过的人”。

Nahla和那片土地的情感连结不通过真实存在过的经验，而是通过“故事”而建立。她出生、成长于于黎巴嫩，母亲也是黎巴嫩人。

”加桑（卡纳法尼）和我父亲非常亲密，我爸爸也是知识分子，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小时候和父亲非常亲近，加桑总是来我家，和其它一些重要的人物一起，他们在我家里开会。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总是听到他们讲巴勒斯坦，那里的故事、记忆和如何夺回它。”

她说年少的她就像一块海绵，吸收了父辈的记忆，同时也将他们那种种痛苦的感受尽数吸纳。

“我的弟弟妹妹和我不同，他们在情感上没有那么深的跟巴勒斯坦的连接。他们是黎巴嫩人，我是这一辈里唯一的巴勒斯坦人，而我的孩子们也都不再是巴勒斯坦人。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也已至暮年，我们最终都将失去这个梦。“

4.自1948年以来安置于黎巴嫩大大小小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其存在本身就在限制以色列的叙事，提醒着世界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

不过，“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这个主题对不同黎巴嫩光谱上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左翼和穆斯林阵营是团结；对右翼基督徒阵营，也可以是“他们不该永久留在这里”。

黎巴嫩政府宣称，剥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权利可以阻止他们获得黎巴嫩国籍，从而”保护”他们返回巴勒斯坦的“权利”。在2000年代初，政府颁布了新的法律，巴勒斯坦人被禁止拥有房产。政府系统性地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彻底悬置。他们无法在医院获得免费治疗，被绝大多数公立学校拒之门外，即便有学位也不能合法从事高薪工作，只能做底层劳动力。那些难民营的NGO是巴勒斯坦年轻人就业的主要地点。在营地，巴勒斯坦人主要依赖NGO和联合国提供的替代性教育和医疗服务。

我问Nahla，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在这种悬置状态中，斗争是否只被限定于“返回权”，而不争取在黎巴嫩社会上生活的种种权利？Nahla回答说，整个社会都不想要巴勒斯坦人真正能融入，因为那会打破这里各方派系主义小心维持的人口结构平衡——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等。即便是真主党，其最重要的政治承诺就是解放巴勒斯坦，但他们也从不为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争取权益。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生效后，只有1967年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可以返回，而1948年被驱逐的则不能。也就是说，Nahla的父亲不能，在黎巴嫩难民营的大部分人都不能。在那之后，返回权的议程就是围绕着所有巴勒斯坦难民都有返回权。但是那些1967年被驱逐的人即便回去了，也不能回到原本的村庄或城市了，只能“回”到新的地方，于是在巴勒斯坦内部也有流离失所的难民。

时至2026年的今天，在以色列接连的轰炸下，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要求和平的情绪中，黎巴嫩政府也在努力推进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我问Nahla，倘若黎巴嫩政府真的和以色列“冰释前嫌”了，黎巴嫩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他们会被鼓励融入这个社会吗？他们“悬置的生活”如何能说得通呢？Nahla笑了，说你要是讲逻辑的方式聊黎巴嫩政府，那我们就聊不下去了。

我也跟着苦笑了一声，是啊，黎巴嫩政府会一如既往地恶劣对待巴勒斯坦人，只是不再在“保证其回归权”的虚伪说辞之下，而是直接的赤裸的歧视，让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永远悬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