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游记】在4300-3800年前，陕西榆林的石峁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线城市，城区总面积高达4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六个故宫)，分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空间布局。全石筑城，累计使用石材20万立方米，是国内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的“石头城”。

石峁城高居山峁之巅，既有临河近水之便，又有山崖凌空之险，首创内外双瓮城、马面、墩台等城防纵深体系，堪称新石器晚期固若金汤的超级堡垒。

石峁人的经济模式可能以农耕-狩猎-采集为主，遗址发现了大量碳化粟黍种子，精细化的骨石箭簇，以及各种动植物遗存。另外，石峁人也发展出了先进制造业和远程贸易模式。石峁制造的骨制品极其精致，尤其是骨针质量精美、规格齐全、产量巨大，还有纺织业的麻织品，其生产规模远超本地需求。石峁人的贸易规模大到了必须使用货币的程度。

在石峁发现的海贝来自南海地区，显然是贸易交换所得，它们并非是普通装饰品，而很可能是标准化的货贝，与商朝大规模流通的货币贝壳相似。这意味着石峁时代已经出现了货币经济的萌芽。有贸易则必有账本，石峁人如何记账呢？刻画符是一种可能的方法，或者难以保存的结绳记事(实际上是结绳记账)。

石峁人最崇尚的莫过于玉器。他们将大量的玉制品埋插于石墙之中，被称之为“藏玉于墙”。迄今石峁发现的玉器已超万件，仅流失到海外的就高达三四千件。而目前石峁发掘工作仅仅是东城门和皇城台的很小部分，90%以上的区域系统性挖掘估计还要耗时数十年。石峁玉器的总规模将达到一个相当惊人的程度。

石峁本地不产玉，数万件精美玉器的获得主要依靠贸易，这反过来证明石峁必有强大的制造业，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以至于能将远至新疆和田，近到东北红山古国的各类玉器都吸引到石峁。还是那句话，如此巨大的贸易规模是催生货币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我的猜想是，考古遗址中所有数量巨大、高度标准化、不易腐蚀的器物都有可能是通货，即货币的雏形，比如大量小型化、标准化的陶器。

关键是，为什么石峁人需要这么多玉器？多到插埋到城墙石块之中的数量高达成千上万的程度？

答案必定与祭祀有关。

我们曾分五大逻辑层来透视中国原始宗教信仰：生死为存在层，巫术为本质层，祭祀为现象层，占卜为现实层，易经为概念层。有生死，人就必然创造神灵；有神灵，人就必然创造通灵手段，这就是巫术；有巫术，人就必然贿赂神灵为人效力，这就是祭祀；有祭祀，人就必然需要查验效果，这就是占卜；有占卜，人就必然将之系统化和理论化，这就是易经。有了易经以后，才有了儒释道乃至整个中国文化。

有意思的是，石峁人已经开始用牛羊的肩胛骨来占卜了。一个猜测是，骨占起源于西北，而龟卜兴盛于东南，两股占卜实践在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进行了大融合，河南龙山出现了骨卜和龟卜并存的大量墓葬。

夏人已经开始对占卜进行系统化，形成了连山易。商人则逐步淘汰了骨卜，而对龟卜进行了专业化，这就是归藏易。最后的周易不过是自仰韶文化以来4000年占卜实践的最终理论化的结晶。所以，我从不相信易经源自一人之手，也不相信易经是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书。

易经是占卜大数据4000年迭代的认知模型，它更类似人工智能的深度神经网络，有效但无法理解，用的人越多，用的时间越长，数据量越大，它就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