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有关部门赶来哈军工，告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如今给你两个选择，一是让你的妻子放弃苏联国籍，二是你转到地方高校任职。”对此，爱妻心切的唐铎少将答复：“我接受第二条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现代国防体系，空军建设尤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1949年前后，中国方面寻找海外航空人才时重新联系到唐铎，他也希望回到祖国参与建设。经过努力，唐铎回国，并被安排到军事工程教育岗位。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建立，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哈军工。这个学校承担着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重要任务，空军工程系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铎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参与创建航空工程教育体系，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航空技术骨干。
哈军工当年的意义，不只是培养几个专业学生，而是在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军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飞机设计、航空发动机、航空武器装备，这些领域都需要长期积累。唐铎这样的归国专家，承担的是打基础、建体系的工作。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唐铎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当时他没有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但他的贡献并不在传统战场指挥，而在于航空教育和军事技术建设。新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冲锋陷阵的将领，也需要能够支撑现代化国防的技术型干部。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唐铎的个人经历，因为妻子的苏联国籍问题，遇到了现实考验。有关方面提出两种选择：改变妻子的身份安排，或者调整唐铎的工作岗位。面对这个问题，唐铎选择离开熟悉的军事教育岗位，接受工作调动。
这一选择背后，是那个年代许多归国人员都会面对的特殊处境。他们既承担国家建设任务，也要处理家庭与时代环境之间的矛盾。唐铎没有把岗位变化看作个人荣辱，而是服从组织安排，同时珍惜与妻子共同走过的几十年生活。
1964年，唐铎调往辽宁大学工作，担任党委常委、副校长。从军事院校到地方高校，看似是工作环境变化，实际上仍然延续了他一生的核心方向，那就是培养人才。对于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专家而言，换了平台，肩负的责任并没有改变。
很多人评价唐铎时，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了妻子选择调离军队”这个故事上，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就缩小了他的历史价值。真正重要的是，他的一生连接了几个关键阶段：早期赴海外学习航空、新中国空军建设、哈军工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发展。
从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唐铎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开路者”。他们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基础，却要建设现代化国防体系。没有现成教材，没有成熟产业链，只能靠一代人一点一点摸索，把知识转化为国家能力。
哈军工后来培养出大量国防科技人才，其中许多人进入航空、航天、导弹等重要领域。这个体系的建立，与陈赓等领导者的组织能力有关，也离不开唐铎等技术专家在专业教育上的长期投入。
从今天回看，唐铎1964年的选择，更像是一位老一辈知识分子军人的人生缩影。他没有把个人职位看得高于家庭责任，也没有因为岗位变化停止报国。他把多年航空经验带到了新的教育岗位，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
历史人物的价值，有时并不只体现在战场上的胜负，也体现在一个国家从无到有建设体系的过程中。唐铎经历过海外求学、战争年代、空军建设和高校教育多个阶段，他留下的不只是少将军衔，更是一代中国航空人才建设者的精神印记。
在中国现代国防发展的道路上，像唐铎这样的归国专家，承担的是奠基者角色。他们把个人命运融入国家需要，把掌握的知识转化为民族发展的力量。1964年的那次选择，表面上是一次岗位调整，背后却是一名老将军对家庭、事业和国家责任之间关系的独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