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和稀泥？”重庆，一家蔬菜门市，七十岁的冉大爷排队结账时与李姓女子起了口角。对方丈夫和儿子冲上来，推搡扭打，冉大爷倒地，四根肋骨骨折。鉴定结果为轻伤一级。可警方没刑事立案，反而组织调解，由对方赔八万，家属签协议放弃追刑责，冉林波稀里糊涂被叫去签了字。此后两年，他自学法律，实名举报办案民警。2026年9月，案子终于刑事立案，一名打人者取保候审，而当初办案的民警只被诫勉谈话。轻伤一级，为何两年才立案？那张“放弃刑责”的协议，到底谁在背后和稀泥？冉林波还在等一个说法。
 
据悉，2024年6月2日，某小区门口的蔬菜门市里，排队结账的人不少。七十岁的冉大爷拎着选好的菜，站在队伍里等着付钱。
 
他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自己在医院躺上许久，也让儿子冉林波走上一条长达两年的维权路。
 
纠纷来得突然，冉大爷与一名李姓女子在排队时发生口角，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李某某的丈夫和儿子闻讯赶来，场面从推搡变成了扭打。冉大爷倒在地上，肋骨处传来剧痛。
 
当天，他被送往陈家桥医院，诊断结果让人揪心，左侧第8至10根、右侧第5根肋骨骨折，断了四根。
 
冉林波接到消息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他报了警，派出所办案人员沈某某和杨某某出警，同日，派出所出具了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案由写的是“李某某与冉某某互殴案”。
 
一个多月后的7月29日，司法鉴定文书出来了，冉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他以为，接下来警方会刑事立案。但他等来的，是另一条路。
 
8月8日，办案人员沈某某把冉林波叫去协商，冉林波当场表明态度：不谈，要求刑事立案，要拿到刑事立案告知书。
 
他后来向媒体提供的录音里，记录了他和沈某某的对话，他说“按程序操作”，对方回“你要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我们知道怎么操作”。这句话，冉林波记了两年。
 
八天后，双方签了一份《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写明：龚某赔偿冉某某医药费等共计8万元，冉某某及家属放弃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款项当场支付。主持签订协议的是沈某某。
 
冉林波说，他当时是被叫去的，签字时心里并不情愿，但父亲还在医院，家里耗不起。他签了字，拿了钱，可心里的疙瘩没解开。
 
此后两年，冉林波开始自学法律。他翻法条、查案例、写材料，越学越觉得当初那纸调解协议有问题，他决定讨个说法。
 
2026年6月29日，冉林波向重庆市公安局窗口提交了实名举报材料，控告办案人员沈某某、杨某某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两个多月后，9月3日，重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回复：已受理该案，开展侦查工作；针对前期办案责任民警，分别予以诫勉谈话、警示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第二天，9月4日，高新区分局出具刑事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冉某某被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从案发到刑事立案，整整两年零三个月。
 
冉林波拿到了立案决定书，却高兴不起来。他质疑：诫勉谈话、警示谈话、取消评先评优、书面检查，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太轻了？当初“以调代刑”的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
 
9月18日，记者联系高新区分局督察审计支队，工作人员反馈这次处理属于内部处罚，不是家属理解的轻重程度；针对家属提出的“彻查办案民警背后是否有利益输送”等问题，会汇报并尽快调查核实。
 
同日，记者从冉林波处获悉，案件刑事立案后，多名涉案人员中，一名嫌疑人已办理取保候审，其余两人暂未公布具体处理方案。
 
冉林波担心，立案只是第一步，案件能否继续推进，还是未知数。
 
9月17日，他再次向重庆市公安局窗口提交复核资料，请求继续查清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滥用职权的情况，以及请求重庆市公安局、检察院提前介入，开展侦查监督。
 
目前，冉林波还在等着处理结果。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
 
冉某某伤情鉴定为轻伤一级，已达到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轻伤一级显然不属于“显著轻微”情形，出所在收到鉴定意见后继续以行政案件处理，违反法定立案职责。
 
而双方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放弃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刑事追诉权，不允许个人约定排除适用，该条款无效，不具有约束力。
 
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等规定，故意伤害致轻伤可适用刑事和解，但和解仅影响量刑或是否不起诉，不能阻却立案侦查，治安调解更不能替代刑事追诉。
 
对于办案人员沈某某等人，其组织调解处理的行为，显然违反规定，诫勉谈话、警示谈话是轻的，如查实又徇私包庇情况，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徇私枉法罪；若系业务过失，则按执法过错追责。
 
家属质疑处理过轻，可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要求彻查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