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化”如何被扭曲为“党国化”
何卓恩：国民党在文化重建中的“过”，首先出在它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上。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但国民党后来对它的阐释逐渐集中到所谓“道统”之上。它把孙中山与孔孟之道串联起来，并宣称自己是法统和道统的继承者，最终又将蒋介石、蒋经国塑造成这一传统的正统继承人。
这样一来，三民主义逐渐变成党国文化，强调忠诚党国、忠诚领袖。本来，是以三民主义为旗号推动台湾的祖国化；但在实际过程中，祖国化被矮化、窄化成了党派化和领袖化。这样的祖国化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祖国化，号召力自然不够，台湾民众当然也不会轻易接受。
但这还不是国民党最严重的过错，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使用政治、警察和戒严手段，对受到台湾民众欢迎的各种非官方思潮进行严厉打击。
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基本上不可能在台湾的合法报刊中公开出现，但地下刊物和地下传播仍然存在。绿岛关押的很多人就是台湾本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是大陆方面派去的特工，而是台湾本土的一些青年，希望进行工农革命。
当时一旦被发现有红色宣传品，国民党就会追查到底，把相关人员投入监狱。绿岛四面是海，被关进去以后很难逃脱。过去绿岛关押的政治犯，就包括国民党认定的共产主义者。
国民党认为最危险的是共产主义，但对自由主义同样进行打击，它把自由主义称为“毒素思想”。当年蒋经国曾化名“周国光”，亲自推动批判“毒素思想”。胡适名气很大，有国际影响力，国民党不便直接拿他怎么样；蒋介石在日记里经常骂胡适，但当面见到胡适时，又表现得很礼貌。但对于殷海光、雷震、傅正等人，国民党就没那么客气了，傅正与雷震都被关过监狱，殷海光也被特务软禁在家。
国民党对新儒家也并不宽容。新儒家也讲孔孟之道，但有些学者批评蒋介石的专制和弄权，国民党无法接受。比如，徐复观本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人，后来进入学界，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批评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最终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得转到香港。牟宗三和张君劢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有关系，蒋介石不喜欢张君劢，牟宗三后来也从台湾去了香港。
国民党打击的思潮实际上包括五四以来中国发展出的各种新思想，不管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儒家，只要对它的权力构成进行批评，就可能遭到查禁、打击乃至抓捕。这就限制了台湾现代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型，依靠的恰恰是这些思想资源，所以台湾民众记恨国民党的，正是这些思想和政治压迫。在两党政治格局下，这些就成了国民党的“软肋”，虽然国民党这时已经转型，历史欠账却是它长期的负资产。国民党如果不能对这个负资产进行系统性处理，很多人就不会原谅它。这个负资产蒋经国晚年用他的行动有所补偿，但并没有来得及在观念层面做系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