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美方派出 5 名谈判高手。毛主席亲自点将李克农，赴朝统筹谈判工作。李克农作为幕后总指挥，不公开上台谈判，负责制定谈判策略，带领团队在谈判桌上和美方博弈，配合前线边打边谈，守住我方核心立场。


1951年7月10日，朝鲜开城来凤庄，两边各坐下5名代表。
美方首席代表特纳乔伊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另外4人分别来自第八集团军、远东空军、远东海军司令部和韩国第一军。五个席位，陆军、海军、空军和韩国军队都有人。朝中方面由南日担任首席代表，邓华、解方等人参加。

那个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派赴朝主持中方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却没有坐进会场。

他留在桌子后面。

7月2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金日成，已经把人员安排写得很清楚：邓华代表彭德怀参加会议，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乔冠华等人赴朝，同金日成及谈判代表会商“一切问题”。几天后李克农抵朝。前台的人负责发言、交锋，后台的人要处理当天出现的新情况，把方案送回北京，再把中央决定送到会场。

这项工作很快遇到了第一道硬坎。
朝中方面要求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列入议程。7月11日，毛主席致电李克农，要求坚持这一项。17日又来电，要求继续说明撤军与保证停战之间的关系。美方不接受，理由也很明确：这是一场军事停战会议，撤军属于政治问题，不应放进会谈。

1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表示，在政治解决以前，“联合国军”不会撤离。

继续顶下去，五项议程都定不下来；直接拿掉撤军要求，又会把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从停战安排中彻底丢掉。

20日，毛主席给李克农新的指示：如果对方仍拒绝讨论撤军，可以提出休会，由双方重新考虑。

23日，北京作出调整。停战谈判先集中解决军事问题，撤军不再作为独立议题硬压在会议桌上。

25日，南日在会上提出，把“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列为第五项议程，停战以后再召开更高一级会议处理撤军。26日下午，双方正式通过五项议程。美方当天发给华盛顿的报告，也完整记下了这个结果。

撤军没有在开城解决，却也没有被放弃。

1953年最终签署的停战协定第60款，仍规定双方军事司令官建议有关政府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外国军队撤离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951年7月那几天，改变的是解决问题的程序，不是把问题抹掉。

李克农在幕后处理的，正是这种分寸。

议程刚定，军事分界线又卡住。

朝中方面最初主张以三八线为基础划界，美方则要求按照实际军事态势处理，并试图把海空优势带来的军事压力转化到地面停火条件中。双方一直争到11月，才同意以实际接触线为基础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各自后撤2公里形成非军事区。

协议还留了一道闸：如果30天内停战协定没有签成，军事分界线必须按照新的实际接触线重新校正。

30天过去了，战争没有停。
谈判期间，毛主席给前线的命令同样明确。7月9日，他要求部队不能因为开始和谈就松下来，要准备谈不成、还要继续打。

7月26日议程刚刚谈妥，前线仍按长期作战准备。
美方的命令也是如此，停战条件没有生效以前，军事行动继续。谈判桌上的线，始终和山头、阵地、伤亡连在一起。

李克农手里没有一支可以自行调动的野战部队，也没有单独改变停战条件的权力。

毛主席、周总理掌握大的方针，彭德怀负责战场，朝鲜方面还有自己的意见。
李克农处在几条线的交会处：会场出现一个新条件，当天就要判断；需要改变措辞，要请示北京；中央确定新的尺度，又要让前台代表准确执行。

这种位置，到战俘问题上变得更加吃重。
1951年12月，双方开始集中讨论战俘。遣返原则迟迟谈不拢，会谈拖进1952年，又拖到1953年。军分线、停战监督已经取得进展，战俘问题却足以让整个协定停在那里。

谈判期间，前方不断向北京报告，美方同样频繁向李奇微、联合参谋部和华盛顿请示。桌上看起来是几个人面对面，桌后却是两个庞大的军事、政治决策系统同时运转。

到了1953年7月，协定接近签署，前线还在变化。李承晚政府反对停战，签字安排也必须防止再生枝节。23日，毛主席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对最后签字程序作出安排。24日，双方完成军事分界线最后校正。

7月27日上午10时，板门店签字大厅里，真正落笔的是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方面首席代表哈里逊。

18份文本摆在桌上，两人签字。
李克农还是没有坐到那个位置。当天22时，停火正式生效。

从开城第一天到板门店最后一天，李克农承担的工作一直不靠公开席位体现。
议程僵住时，他要把北京的取舍落实成下一轮提案；军分线变化时，他要把战场条件转换成谈判尺度；战俘问题拖住协定时，前后台仍要保持同一条指挥链。

停战生效的那个晚上，炮火终于按协定规定的时间停下。
谈判桌上没有李克农的签名，他经手运转的那条线，也在这一刻完成了它最具体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