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站在走廊里，身上还带着海边阳光的气味。他捏了捏口袋里那颗光滑的黑海石子，那是孙子早上塞给他的。门内的说话声隐约传来，不是等待汇报工作的语调，而是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商议。他推开了门。
会议桌旁的人同时转过头来。勃列日涅夫坐在他的椅子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像已经坐了很久。赫鲁晓夫的目光扫过谢列平、波德戈尔内、米高扬，每个人面前都摊着文件，没人起身。
“会议已经开始了吗？”赫鲁晓夫走到桌前，手按在勃列日涅夫面前的桌沿上，“或许有人忘了通知我？”
勃列日涅夫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那是一份中央全会决议草案，第一行写着“关于解除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一切职务的决定”。下面的签名栏空着，但文件末尾已经有了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联合签名——包括那些上个月还在和他碰杯的人。
赫鲁晓夫拿起文件，纸张边缘微微发抖。他读了两遍，抬头时先看向米高扬：“阿纳斯塔斯，这是你的笔迹。”
米高扬挪开了视线。勃列日涅夫接过了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集体的决定。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我们认为你应该休息了。”
“我的健康状况？”赫鲁晓夫把文件拍在桌上，“我上个月刚通过全面体检！你们连借口都不会找了吗？”
谢列平站了起来。他绕过桌子，把一支钢笔放在文件旁边：“签字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签完字，你可以体面地退休。别墅、养老金、警卫，一切照旧。”
赫鲁晓夫盯着那支笔。他想起1949年被斯大林召见时的场景，想起马林科夫倒台的那个夜晚。他以为坐上这个位置就安全了。现在他明白了，这把椅子下面没有地板，只有不断旋转的齿轮，坐上去的人迟早会被转到下面。
他拿起笔，在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得很深，几乎戳破纸张。
“玉米还会长，”他把笔放下，看着勃列日涅夫，“不管你们喜不喜欢。”
勃列日涅夫收起签好的文件，折了两折，放进西装内袋：“农业问题会有新的委员会研究。你的司机在楼下等着。”
赫鲁晓夫转身走向门口，这次没有人说话。他拉开门时，听见身后椅子挪动的声音——勃列日涅夫坐上了主位。
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着。赫鲁晓夫走进去，按了一楼的按钮。电梯下降时，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黑海石子，握在手心里。石子被阳光晒得温热，像还没离开海滩。
一楼的侧门出口停着他的专车，但司机换了一张陌生面孔。年轻司机替他拉开车门：“首长，送您去哪里？”
“回家。”赫鲁晓夫坐进后座，看着窗外克里姆林宫的红墙缓缓后退。他知道不会有下一次进来了。
当晚，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则简短通告：因健康原因，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辞去一切职务。第二天，《真理报》在第三版刊登了这条消息，三百个字，没有照片。
赫鲁晓夫的别墅在莫斯科西郊，四周有高高的围墙。搬进去的第一天，他在书房里摊开稿纸，想写点什么。笔提起来，又放下。窗外传来卡车声，他走到窗边，看见工人正在拆除别墅对面那块“玉米高产试验田”的标牌。
他看了很久，直到标牌完全被拆走，地上只剩几个窟窿。然后他回到书桌前，在稿纸第一行写下：“有些事情，只有离开椅子才能看清楚。”
警卫在门外站岗，每天记录他的访客名单。头几个月名单很长，后来逐渐变短，最后只剩下家人和医生。那支签字的钢笔他留了下来，放在书桌抽屉里，但再也没用过。
勃列日涅夫上任后的第一次农业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结束时，新任农业部长问是否要保留部分玉米试验田。勃列日涅夫从文件中抬起头，只说了一句话：“种该种的东西。”
三年后的冬天，赫鲁晓夫在别墅院子里铲雪。雪下得很大，盖住了小路，也盖住了远处田地的轮廓。他停下来喘气时，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农业丰收的新闻，播音员的声音穿过冷空气传来，说的是小麦产量创新高。
他拄着铁锹听完了整条新闻，然后继续铲雪。雪铲到底时，铁锹碰到了硬物——是一颗被冻在土里的玉米粒，大概是几年前鸟儿叼来的。他蹲下来，把玉米粒挖出来，放在掌心。
玉米粒冻得发灰，但在冬天的阳光下，依然能看出金黄的原色。他握紧手掌，走回屋里。书房炉火正旺，他在炉边坐下，摊开手掌，看着那颗玉米粒在掌心慢慢化开，露出湿润的、依然完整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