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刑场上的风刮得人脸上生疼，围观的群众黑压压一片，有人扔石头，有人骂“狗特务”。说实话，在那个年代，被拉到公审大会上喊冤的犯人多了去了，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临死前腿软，胡言乱语想保命。可偏偏黄茂才这一嗓子，让现场一个叫黄大元的乡农会主席心里犯了嘀咕。这人跟黄茂才是同乡，晓得他家祖上三代都是给地主扛活的佃农。一个马上要掉脑袋的人，编瞎话也犯不着编得这么有鼻子有眼吧？就这么一犹豫，行刑暂时叫停了。

说起来，黄茂才这人也挺让人唏嘘的。他老家在四川荣县，家里穷得叮当响，偏偏赶上国民党四处抓壮丁。他娘怕儿子被拉去当炮灰，东拼西凑求到了地主家少爷刘重威跟前。这刘重威当时在特务机关当官，看黄茂才念过几年书、写得一手好字，就把他收下当了个少尉文书。1945年，22岁的黄茂才被派到渣滓洞监狱当看守管理员。说白了，他就是个混饭吃的小角色，压根儿不是什么心狠手辣的特务头子。

事情的变化，是从江姐被关进来之后开始的。江姐也是自贡人，跟黄茂才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一开始黄茂才还绷着，上司交代过，对犯人不能给好脸。可日子一长，他亲眼看见这些“犯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愣是一个字不吐。他心里那杆秤慢慢就歪了，这些人哪像什么罪大恶极的坏人？分明是铁打的汉子。

女牢里的曾紫霞看出了门道，觉得这看守还算厚道，就开始试着让他帮忙送信。一开始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纸条，试探了几回，发现黄茂才真能办事，胆子就大了起来。再后来，江姐她们几个女同志看天冷了，黄茂才衣裳单薄，就凑了些碎毛线，给他织了件毛衣。黄茂才拿到毛衣的时候，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在那种吃人的地方，居然还有人把他当个人看。打那以后，他就死心塌地给狱里的人当起了“信使”。江姐那封著名的示儿信，就是通过他的手从监狱里送出去的。还有大屠杀前夜胡其芬写的《最后的报告》密信，也是他冒险带出来的。前前后后，他帮着传递了二十多封信件。

1949年4月，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开始分批遣散渣滓洞里不重要的看守，黄茂才就在被赶走的人里头。他拍拍屁股回了荣县老家，本以为这辈子就跟那段日子再无瓜葛了。谁能想到，两年后镇反运动一来，他在渣滓洞干过的这段经历被人翻了出来。不管他怎么解释自己帮过江姐送信，可江姐1949年就已经牺牲了，死无对证。他身上那身国民党少尉的皮，就是他洗不清的罪证。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说实话，黄茂才这事儿，让人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你说他冤吧，他确确实实给国民党当过差、在渣滓洞那种地方站过岗。你说他不冤吧，他又实打实地帮江姐她们传过信、送过情报，甚至差一点就帮着策划了越狱。那个年代，人的身份标签太沉重了，你是国民党的人，你就是坏人；你是共产党的同志，你就是好人。可天底下哪有人能用一张标签就贴完的？黄茂才就是个穷苦出身的年轻人，误打误撞进了特务机关，又在监狱里被革命者的信仰所感化，悄悄站到了正义这一边。他的转变不是演戏，是江姐她们用信任和温暖一点一点焐出来的。

好在，历史没有完全辜负他。刑场上的那声喊冤让案子拖了下来，死刑改成了无期徒刑。1981年，已经六十多岁的黄茂才在狱中找到了当年同在渣滓洞的曾紫霞，那时候曾紫霞已经是华西医科大学的教授了。老战友相见，曾紫霞一眼就认出了他，为他写了证明材料。1982年，经过大量档案查证和几十名当事人核实，黄茂才终于被宣告无罪，还成了被认定的革命功臣。从刑场上的死囚到革命功臣，这中间隔了整整二十八年。

2011年夏天，87岁的黄茂才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自贡江姐村的铜像前。三十多度的高温，老头儿固执地推开旁人的手，对着铜像深深鞠了一躬，说：“江姐，我来看您来了。”他在纪念册上写了一行字：“江竹筠同志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我永远尊重她、爱护她！”

看到这儿，我就在想，黄茂才这一辈子，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在刑场上捡回一条命，最后等来了清白；可他也在监狱里耗掉了生命最好的几十年。当年那些给他织毛衣的女同志们，没有一个活着看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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