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重庆，一人敲开了何香凝的家门。来人把一张支票轻轻推到她面前，笑着说："蒋委员长知道您日子清苦，特意送来十万元，给您换个大房子。"六十多岁的何香凝看了一眼支票，直接拿起来，当着特务的面，撕成了两半。

特务的笑容僵在脸上，干笑两声，识趣地转身出门。

冷风顺着门缝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旧画纸哗哗作响。

何香凝搓了搓生满冻疮的手背，重新提笔，给纸上的梅花点蕊。

她守寡十六年，屋里连买块好炭的钱都没有。街坊都说这老太太是个怪人，有大别墅不住，偏要在这四面漏风的破屋子里挨冻。

有人私下劝她服个软，她连头都不抬："我要是图舒服，当初就不干革命了。"

这几年她一直跟钱过不去。

1928年一和南京方面决裂，她就拒领一切俸禄，此后十几年，全靠手里那支笔讨生活。

三年后，桂林城破在即，蒋介石又托张治中带话，说愿出几十万元路费，接她去重庆避难。

何香凝还是那句话，钱她不要，人也不去。

来人反复劝，说这是委员长一片心意，何香凝只淡淡回了句："我住惯了这里。"

她提笔蘸墨，直接在装支票的信封上题了一句诗："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写完，让人把信封原路送了回去。

她其实比谁都能筹到钱。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过，她就在上海发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

短短七天，征集了一千五百多件作品，《时事新报》当时都登了消息。

何香凝自己也带头认购捐款，一分没往家里留。

募捐来的钱像江水一样，从她手里进，又从她手里出，全换成了棉衣和药品，一车一车送去前线。唯独她自己住的屋子，家徒四壁。

这份硬气，不是天生的清高，是在十六年前那个闷热的早晨淬炼出来的。

1925年8月20日早上八点多，广州闷得让人心里发慌。何香凝和丈夫廖仲恺同乘一辆车，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

车门推开，两人并肩往台阶上走，旁边还跟着监察委员陈秋霖。

就在这时，妇女部的干部刘家桐在后面喊了她一声。何香凝停下脚步，回头应了句话。

廖仲恺和陈秋霖没停，继续往门厅里走。

仅仅就是这几步路的距离。

骑楼的柱子后面窜出几个人，枪声密集地炸响。何香凝猛地转身，眼睁睁看着丈夫中弹倒地，陈秋霖也应声栽倒。

人群惊叫着四散奔逃，她却没有跑。

子弹从她头顶嗖嗖飞过，打在身后的砖墙上。

她全然不顾，跪在地上死死抱住丈夫，冲着四周大喊："捉凶手！"怀里的人已经没了动静，血顺着台阶往下淌，染红了她的衣服。

出事前两天，汪精卫悄悄递过一张纸条，提醒廖仲恺有人要对他下手。

廖仲恺只回了一句："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不能松懈一步。"

这话竟成了绝笔。何香凝把丈夫冰凉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没哭出一声。

旁人都以为这个四十七岁的寡妇会从此销声匿迹，她回到家，提笔蘸墨，在自家大门上写下四个字：精神不死。

第七天，省港罢工的工人开大会，她没有躲在家里守孝，一个人走上了讲台。

台下坐满了人，眼睛全盯着这个刚死了丈夫的女人。

她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却压得住场："我和廖仲恺都不是共产党。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主张，或有多少出入，而现在则莫不是致力于民族革命，有携手的必要。"

话音一落，全场静了下来。谁都清楚这个节骨眼上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她没有退，反倒把暗处的枪口拉到了自己胸前。

从那天起，她带着这份决绝走到了重庆这间漏风的破屋里。

头顶飞过的子弹都没能让她低头，一张十万块的支票，她拿起来就撕，桂林那张几十万的路费，她连人都不肯见。

1972年，九十四岁的何香凝在北京病逝，家人按她生前嘱托，将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一处。

文章来源：《双清文集》；黄埔军校同学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