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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完成学业,打算回国,父亲暴跳如雷,拨通电话:“你

1952年,“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完成学业,打算回国,父亲暴跳如雷,拨通电话:“你要是敢回来,就不要叫我父亲!”谁料,不久后,谢希德不仅回国,还带了一个人回来。


1952年,越洋电话里的嗓音震得听筒嗡嗡作响。电话那头是谢希德的亲爹,在菲律宾做生意的谢维基。老头子气得直哆嗦,直接甩下了一句狠话,这狠话能要人命。


你要是敢回大陆,就不要叫我父亲!这趟国,她是回定了。哪怕老爹跟她断绝关系,她也得回去。
父女俩几十年的缘分,就这么在电话里断了。


谁也没想到,这通电话之后,父女俩这辈子就真的再也没见过面,连个缓口气的机会都没给对方留。


1. 父女俩的梁子结大了


说实话,当爹的为啥发这么大火?说白了就是怕。那时候刚建国,外面传言满天飞,啥说法都有。谢维基在菲律宾混得不错,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有钱。


老头子想着闺女在美国读个好学校,留在那儿拿高薪,这辈子稳稳当当的。哪怕去台湾也行啊,反正别去大陆吃苦。这就是普通老父亲的真实想法,没毛病。


可谢希德心里憋着一团火。她从小身子骨弱,得了骨结核,愣是拖着病腿读到了麻省理工博士。她脑子里装的是半导体,心里想的是国内连个铁钉都造不出的窘境。


讲真,书读得越多,她越觉得必须回去使把劲。她在国外见过了好东西,就知道国内缺啥。这就叫心里有根弦,怎么扯都扯不断,非要回去弹一曲。


老爹以为断了生活费就能逼她就范。可他低估了闺女的倔脾气。谢希德不光要回去,还要把学到的东西都带回去,哪怕两手空空,脑子里的东西别人也抢不走。


2. 偷偷带了个大活人回来


老爹以为断了联系就没事了。谁料到,谢希德不仅打包了行李,还顺手拐了个大活人回来。这人就是曹天钦,她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也是她当时的未婚夫。


曹天钦当时在英国剑桥大学搞生物化学,妥妥的科研苗子。俩人隔着大西洋谈了好几年恋爱,一合计,国外再好也是给人打工,不如回自家地里刨食,踏实。


1952年,俩人在英国领了证,买了几大箱子的科学仪器。没钱买座位的仪器,就当成行李托运。小两口就这么悄没声息地登上了回国的一艘大货轮,颠簸着。


海上漂了不知道多少天,风浪大得能把人晃吐。曹天钦晕船晕得下不来床,谢希德就一边照顾他,一边盯着那几箱子仪器。这俩人,把命都押在回国这事上了。


船靠岸的那一刻,谢希德踩在土地上,心里踏实了。老爹的话没忘,但回头看看身边的丈夫,还有一船的宝贝仪器,觉得值了。这买卖划算,一点不亏。


3. 回国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夫妻俩一回来,算是把国内的空白给填上了。谢希德去了复旦大学,那时候谁懂啥叫半导体啊,连这词儿都没几个人听过。她就硬着头皮上,不服不行。


她硬是扛起了大旗,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专业。没教材咋办?自己写。没老师咋办?自己教。硬生生从零开始,拉起了一支队伍,连个帮手都没有。


讲真,那时候条件是真差。没设备没资料,她就凭脑子里的东西一点点往外倒。实验室就是几间破屋子,仪器还是从英国带回来的那些老本行,凑合着用。


没几年,咱们国家第一块半导体材料就弄出来了。这背后,谢希德熬的夜掉的头发,谁能看得见。她身子骨本来就不好,加班加点全靠一股子仙气吊着。


曹天钦也没闲着,在中科院搞生化研究,两口子算是把命交给了国家的实验室。一个搞物理,一个搞生物,家里的灯总是亮到半夜,连轴转,不觉得累。


可谢希德心里总有个疙瘩。那个在菲律宾放狠话的老爹,再也没给她来过一封信。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看着全家福,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但这话没法跟人说。


4. 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时间嗖嗖地过,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谢希德当了复旦大学的校长,成了大家嘴里的半导体之母。走路虽然一瘸一拐,但气场足得很,没人敢惹她。


可她那个身子骨,早年落下的病根全找上门了。乳腺癌三天两头折磨她,三天两头得往医院跑。但她不休息,拔了针管子接着去开会,跟没事人一样。


她老爹谢维基在菲律宾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病重躺在床上了。据说老头子走之前,一直念叨着想见闺女一面。人老了,气消了,就想着亲情了,想见见骨肉。


可那时候的情形你也知道,哪是说见就能见的。隔着海,隔着乱七八糟的手续,等消息传到谢希德耳朵里,老头子早就入土为安了,连个影子都没等着。


等谢维基去世的消息传来,谢希德捧着电报,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半天没说话。这父女俩,从1952年那通电话之后,到死都没能再见上一面,太绝了。


连个和解的机会都没留。谢希德哭没哭不知道,反正办公室的门关得死死的。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悔不悔,但看她在实验室里拼命的劲头,又好像啥都没变。


信息来源:海上名人|谢玉铭,谢希德:倔强的“物理学”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