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三月初，我和同事从郑州出发，去南宁一家饲料厂调试控制柜。

那时没有高铁，绿皮火车晃晃悠悠走了将近两天。出发时郑州还冷得伸不出手，我俩穿着棉衣上了车。越往南开，窗外的颜色越不一样——从灰黄的土坡变成油绿的田野，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一件往下脱。到了南宁下车，热浪扑面而来，棉衣彻底穿不住了，招待所里冲个冷水澡，浑身舒坦。

但心里并不舒坦。到了厂里，对接的是一位姓梅的老工程师，五十多岁，话不多，做事极严谨。

空载试车一切正常。一带满负荷，90千瓦电机立刻卡死，饲料出孔堵得死死的，几千个孔要人工一个一个凿开。工人们汗流浃背凿了一整天，梅工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沉。

他认定是我们的控制柜有问题。我们反复核对电路，确认无误。第二天再试，又卡死了。梅工问我们干了几年，我说还不到一年，同事比我早一年，也还不到两年——俩人加起来，不到三年。梅工沉默了一下：“我干这行三十三年了。你们搞不定，打电话叫领导来吧。”

那时没有手机，厂里只有一部固定电话。打回郑州，等科长接电话、等厂里安排，一来二去耗了好几天。那几天梅工不让我们动设备，南宁的天热得穿短袖还冒汗，可心里凉飕飕的。我们每天去车间转一圈，憋着一肚子话，再灰溜溜回招待所冲冷水澡。

科长从郑州坐了两天火车赶到，下车时还裹着棉衣，热得直擦汗。他折腾一天，还是卡死。晚上他蹲在招待所门口抽烟，愁得直叹气：“哪都没毛病啊。”

我这才把憋了好几天的怀疑说出来——不是我们的柜子，是他们的电机有毛病。之前跟梅工提过，他没信。

科长想了一夜。第二天跟厂里沟通，建议先找台小电机试试，验证是不是控制柜的问题。梅工勉强同意了。厂里临时找来一台40千瓦的电机接上去，开机，满负荷，运转正常。这说明控制柜没问题，症结确实在电机那头。

但40千瓦带得动，不代表90千瓦就一定行。饲料厂的生产线必须用90千瓦，他们心里不踏实。经协调，厂里决定派人去北海买一台新的90千瓦电机。那会儿交通不便，来回又耗了几天。我们只能继续等着，心里吊着一块石头，落不下来。

新电机终于从北海运到了。接上去，开机，满负荷，90千瓦稳稳当当转了起来。车间里只有机器平稳的嗡鸣声，几千个出料孔通畅无阻。

梅工站在控制台前看了很久，走过来点了点头：“行，确实是电机的毛病。”语气很平，但我听得出那句话的分量——他等到最严格的验证才肯点头，这份严谨，我后来一直记得。

前前后后忙了快两个星期，终于收工。坐火车回郑州，越往北走，衣服一件一件又穿了回去。下车时寒风扑面，棉衣重新裹紧，好像那趟南宁的夏天压根没存在过。

回厂后向厂长如实汇报。厂长听完，劈头问了一句：“你不会说你工作了五年吗？”

我一愣，老实回道：“我才到厂不到一年，同事也才一年多，不能撒谎。”

厂长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大学四年也可以算工龄，不是五年吗？”

我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后来我慢慢咂摸出这句话的滋味——厂长不是在教我撒谎。他是想说：你四年的专业训练，扎扎实实学的东西，凭什么不算数？你算工龄的时候只数到厂的日子，可你为这行当吃的苦、啃的书、熬的夜，难道不算？

梅工不信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说错了，而是因为我们“零头太少”。可厂长提醒我，那个零头是可以重新算的——把大学四年也理直气壮地算进去，那是给自己应得的分量。

而那趟差，还让我明白另一件事：梅工虽然固执，但他不糊涂。 他信的是最严格的验证。小电机能转他不认，非要等到90千瓦的新电机从北海运来、接上去、转起来，他才点头。他不是信我们，他是信机器。在那个年代，真正的技术人员都这样——不看人说话，看机器说话。

后来我再没去过南宁，也没再见过梅工。只记得那年三月初，我穿着棉衣离开郑州，两天后却在南宁冲冷水澡。一个多星期后回来，冬天还是那个冬天。而厂长那句话和梅工那声“行”，比冷水澡更让我清醒，一记就是三十多年。

走时像冬天，到南宁像夏天，回来依然是冬天。只有中间那不到两个星期，像被单独摘出来，晒得烫手，也记得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