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在开国将军中名气并不算大，但实力却极为出众，连许世友都对他的武功佩服不已！
1934年冬，湘江北岸的芦苇缀着白霜，红一军团冲锋号骤然划破冷雾。子弹早在反复阻击中打空，营长孙继先举刀踉跄上阵，贴身一砍，寒光溅出火星。战后清点，他身无寸伤，作战服却被敌血染得发硬，这是后来许多幸存者向组织写报告时反复提到的细节。
敌强我弱，本可后撤，他却硬生生带着一个营拔掉了制高点。若非亲历，很难理解冷兵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用武之地。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损失过半，许多连队从此在名单上消失，但孙继先的名字被圈了红笔，因为他的战术动作与民间武术密不可分。

时间回拨。1911年，他出生在山东曹县，家贫而好强。十四岁那年，被送到河南商丘杨庄南馆学杨家枪。那是一座土墙青瓦的小馆子，练功分早、午、夜三场，主事老教头讲究“一杆平刺，靠的是胆气”。三年后，他带着一身刺杀本领回乡挑担做短工，地方混战不断，他把长枪当扁担，一边等米下锅，一边等一个去处。
1931年，国民党第26路军宁都起义，孙继先随部一夜之间换了番号。改穿灰布军装时，他把枪头磨亮，心里清楚：从此武艺不再是谋生手艺，而是保命与革命的工具。起义后连夜整编，营房走廊里人声嘈杂，他第一次听到“长征”二字，还是在口号里。

湘江鏖战结束，当时任纵队参谋长的许世友看着孙继先，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好功夫！”孙只是憨笑。有人打趣：“老许，你也出少林，这么夸他？”许撇撇嘴：“我练拳，他练命，差别大。”对话并无客套，却让很多年轻战士记住了两位高手敬重彼此的神情。
五月的大渡河同样考验人。木船只能摆渡二十来人，杨得志让孙带头一组，熊尚林断后。夜色漆黑，河面浪高，火把映得枪管发红。有人小声提醒：“营长，只准十七人。”孙点头：“人够了，走！”对岸机枪一响，他第一个扑进水雾。战毕，《战士》报发表《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没把他写进去。1957年，杨得志撰文补了一笔：“实际十八人，孙继先在首席。”

这样的低调也许源自陕北会师后那场“小型武术联谊”。许世友与钱钧意外发现同出嵩山，两人比划朱砂掌，沙袋噗噗炸响，引来一片喝彩。钱钧劈开磨盘大的卵石，余劲未歇，回头看孙：“师弟，上来？”孙攥着枪杆摇头，“战场要命，台上要脸，我不争这个。”众人发觉，他若真出手，可能更狠。
抗战、解放战争接踵而至，刺刀、手榴弹、爆破筒取代了冷兵器，可孙继先那套以快制胜、贴身短打的打法却被编入突击教范。1955年评衔，资历、功劳、指挥艺术缺一不可。名单公布，他获中将。有人感叹：练刀枪的农家子，终成一军骨干。

1990年冬，杨得志在北京医院探望孙继先的长子，提起大渡河旧事仍拍床大笑：“你父亲那一刀斫下去，我至今记得破风声。”病房里的年轻军医听呆了，掏本子悄悄记录。战火已远，硝烟味依旧从老兵的回忆里往外翻。
孙继先晚年鲜少谈功，只叮嘱后辈把旧刀收入军史馆，说那是“许多人用命淬的钢”。武与勇、技与德，在他身上合乎其分地嵌进了一生；而那柄刀静静躺在玻璃柜里，提醒后人：在硝烟最浓的年代，真正决定生死的，往往是一个人挺身而出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