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联俄，以及联俄的代价？
孙中山联俄政策引起过很大争议，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
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飘来了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个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来源：《孙中山集外集》）
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孙中山直言不讳：吾人已对美英法或其他列强之协助丧失希望，唯一对南方表现诚意的国家是苏俄。
当记者问苏俄是否民主时，孙中山回道：只要他们愿意协助我推翻北洋政府，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民主。
孙中山长期寻求英美等列强支持未果，而国内又面临北洋军阀的强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他选择先活下来，再谈理想。
这也是联俄政策核心逻辑——不是价值认同，而是工具性选择。
他并没有把苏俄当成理想制度的榜样，而是把它当作提款机和经验包。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一方面，弱势一方没有太多选择，历史进入到近现代，仅靠自己而没有外部援助，革命很难成功。
另一方面，为了结果而不择手段，会不会为后续埋下雷，进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从结果看，这确实带来了短期收益——国民党改组、国民革命军成立、北伐各项事业稳步推进；但同时这种选择也引入了新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最终改变了中国政治结构的走向。
苏俄的援助从来不是免费的，你想要援助，就得拿灵魂来交换，苏俄对国民党的的总政策是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左派是亲俄势力，中间态度模棱两可，右派抗拒和敌视苏俄。这个总政策就是一步步渗透、蚕食，并打算控制国民党。
以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左派控制了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被大幅度削弱。
如果蒋介石认命了，国民党就彻底苏俄化了，但他没有。
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反击，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击——在此之前，苏俄派来的钦差大臣罗易把苏俄的绝密电报给汪精卫看了。
汪精卫看完吓了一身冷汗，不过当时他没有声张，而是花了一个月隐忍布局。
7月15日，汪精卫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经过，他说：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汪精卫讲完后，连左派的何香凝等人都沉默不语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孙还活着，他会是什么反应？
我想，他也会和苏俄分道扬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