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台湾蛰伏了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伪装身份回到大陆。到家后，却看到一屋子来回跑动的孩子，他不禁皱起眉头：我42年没回来了，这些孩子是谁的。 一九八七年，有一位名叫谢汉光的老人经过多年等待，终于以合法身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陆。距离他上次离开，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 落地之后，他拖着行李急匆匆赶回老家，只是没想到，刚进屋就看到好几位小孩在院子里奔跑玩耍，这突如其来的热闹场景让他一时愣住。 多年未归，这些孩子是谁的，成了他开门后的第一个疑问，谢汉光原本出生在广东，家境并不宽裕。早年，他读书刻苦，成功考入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 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学，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积极主动投身到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动员活动中，也开始接触到党的有关工作。 彼时青年学生对于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有不少像谢汉光一样的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学毕业后，由于专业对口和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谢汉光被分配到了台湾工作。当时台湾正处于战后接收阶段，各种力量复杂交错。 谢汉光进入台湾林业实验所后，利用工作便利，慢慢和组织建立起联系。他先后协助党组织安插、培养了多名同志。 从而为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这一切都需要极强的隐蔽性。当时台湾情报机关时刻在查找可疑分子，环境异常紧张。 随着一九四九年前后局势生变，谢汉光所在的地下组织频频传来风声，有不少同事被捕。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潜伏特务”的打压。 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和身边的人面临随时被暴露和抓捕的危险。此时，负责联络的同志冒险送来紧急指令，要他立即撤离。 谢汉光很快收拾随身物品，离开了原本的岗位和朋友，踏上逃亡的路。他找到一个隐蔽的台湾乡村，辗转请村支书帮忙，在当地落脚。 为了生存和安全，同时也不让党组织暴露，他舍弃了本名，重新取名“叶依奎”。此后许多年，他在村庄中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 白天协助村民劳动，帮忙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村里人和他关系热络，劝他成家立业，可他始终不答应。大家都觉得他性格沉稳又热心，只是总觉得他身上藏着秘密。 每当一些老人问起过去的事，谢汉光都是淡淡一笑，很少提起来历。村民们慢慢接受了这个新乡亲。时光就在这样平淡中缓缓流走。谢汉光默默保存着和家人的记忆。 他没有再婚，也不曾与本地女子结亲。期间有些乡亲帮他物色对象，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他说过家里有妻儿，还在等着消息。 在大陆这边，谢汉光的家人却等不到任何音讯。家里只知道他去了台湾工作，之后再无联络。尤其是他的妻子曾秀萍，当初一直在香港等着丈夫归来。 久等未见人，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回了娘家。村里人一直以为丈夫可能已遭不测，但曾秀萍几十年来未改初衷，没有再婚，把孩子一手拉扯大。 邻里亲友都见证了她的坚持和不易。对于谢汉光的生死，这家人一直处于茫然和等待的状态。这段时间，恰好碰上两岸长期隔绝，没有人员自由往来。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整体气氛有所改变。出于对历史上地下工作者的关怀，谢汉光的身份渐渐得到澄清。 有关部门多方调查，最终在台湾乡村找到了叶依奎的真实身份。经过严谨的身份核实和相关手续办理，他终于可以以本来面目返回大陆。 回家那天，他没带太多随身物品，显得尤其低调朴实。到家以后，首先见到的是孙辈玩耍的场景，这对他来说既新奇又感慨。 身边的亲友给他介绍了这些年的家族变迁。他才知道，自己离家后，孩子一直没见过父亲。家中亲人逐渐变老，原本的家也多了一批新的成员。 重聚并不容易。谢汉光和妻子多年未见，彼此间还需要重新适应。两人见面的时候都已白发苍苍，说不上激动，有的只是安静地坐着，把这些年的经历慢慢说开。 他得知妻子为自己守候四十多年，没有再婚，把子女带大。他在台湾的生活，家人也细细问起。这种场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其中滋味。 后来经过亲友转述，谢汉光慢慢和家里重新建立起关系，融入新的家庭氛围。他详细告诉大家自己在台湾如何隐姓埋名、如何生活，村民们又是如何相待。 家里的亲戚朋友陆续来探望，他与下一代的亲密感也逐步建立。大家都对他的归来感到意外又欣慰。至于他当年在台湾林业实验所工作的那段历史。 由于资料有限，他只是简要叙述当年协助组织人员的具体细节。那些年，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需要，许多档案都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部分历史才逐渐浮出水面，多数往事还是通过谢汉光这样的亲历者口述才为后人知晓。 离家四十二年，重回故土，谢汉光和家人终于团圆。他也见到了自己孙子、孙女的新一代人。家中老人和孩子们都会围在他身边，听他讲那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离散历史。 没有特别的仪式，也没有夸张的叙述，一切都很平实。大家所经历的苦难和变化，最终在现实里得到了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