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却发怒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为周总理做新的呢？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总理吗？ 1976 年 1 月 11 日的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刮过长安街，数十里的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百姓。他们手里攥着纸糊的白花，在寒风里站了几个小时，只为送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程。 没有人指挥，没有人喧哗，只有灵车驶过时，压抑的哭声在寒风里此起彼伏。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让百万群众自发上街送别的伟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穿的是一套领口袖口都换过布的旧中山装，连贴身的衬衣，都打着细密的补丁。 给总理理发的朱殿华师傅，在太平间里握着剃刀的手抖个不停。此前八个月，他一次次申请想给住院的总理理个发，都被总理以 “工作太忙” 婉拒了。他含着泪，屏住呼吸刮完每一刀，最后趁人不注意，悄悄捡起一缕灰白的头发，塞进了贴身的衣兜。这缕头发，成了一个普通百姓，对这位一生为民的总理，最私密也最珍贵的念想。 没人知道，这位连理发都怕耽误工作的总理，在生命最后一年，体重已经降到了不足六十斤，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腹部全是手术留下的疤痕，可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叮嘱秘书，一定要跟进云南锡矿工人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不能让工人们受委屈。 负责为总理整理遗容的韩宗琦，当初看到卫士们拿来的寿衣时，当场就发了火。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为国家操劳了一辈子的总理，最后要穿着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旧衣服离开。 他红着眼吼道：“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一身新的行不行？” 直到卫士们哽咽着说，这是邓颖超大姐的死命令，也是总理生前的习惯，他的怒火瞬间化作了止不住的眼泪。很多人不知道，总理生前的一件睡衣，整整穿了二十多年，前后补了 73 个补丁，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他总是笑着说：“补补还能穿，不影响用，浪费了可惜。” 他这一生，对自己苛刻到了极致，对国家和人民，却倾尽了所有。遗体解剖前，他特意留下遗言，一定要好好做解剖，把癌症的发病规律研究清楚，哪怕燃尽自己，也要为医学事业再做最后一点贡献。 他去世后，工作人员在八宝山为他选骨灰盒，挑来挑去，最终选了一个盖子都不太好打开的普通款，只因为 “够用就行”。而这位掌管着国家财政大权的总理，去世时银行账户里，只有 5709.8 元的存款，最后也全部上交给了国家。 邓颖超遵照总理的遗愿，不许外地亲属来京奔丧，怕浪费国家的钱财；不许给总理涂脂抹粉，要保留他最真实的病容；最后，还把他的骨灰撒进了祖国的江河湖海，没有留下墓碑，没有修建陵墓。可真正的丰碑，从来都不是用大理石砌成的。 那件打了补丁的旧衬衣，那缕被理发师珍藏的白发，那个不好打开的骨灰盒，还有长安街上百万群众的眼泪，早已在人民心里，为他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他走了，却永远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那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一生践行，也用一生告诉了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