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对日本开战，就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首先重点是摧毁日军的所有潜艇基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潜艇之所以先进，就在于是电池驱动，所以，针对日军空军及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摧毁周边200公里范围内变电站及火力发电厂，重要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及桥梁，其次是直接打击日本内陆地区的类似三菱重工军民融合的企业及附属电站，同时还要在战略高度，消灭一切相关研究所以及重要的制造生产科研人员 面对日本侵华压力，军事决策应优先锁定敌海军关键点位。开战之初，需摧毁本土及海外潜艇驻泊地，这些设施依赖电力供应，故需同步破坏周边发电厂与变电设施，瘫痪运营。日本潜艇凭借蓄电池技术领先，打击需扩展至空军场周边，切断200公里内供电，并摧毁主要桥梁与铁路，阻隔补给。随后转向内地，针对三菱等军工企业及其供电附属进行攻击，瓦解制造链。从全局看，确保科研机构与专家无法运作，防止敌方重建产能。 实际进程中，此进攻方案未执行，导致冲突绵延。1931年东北事变时，日本军力有限，海空军装备不足，主要通过占领资源实现扩张。东北富含钢铁煤炭及电力，加上英国技术援助，日本工业基础成长迅猛。若决策者中止内部冲突，集中发展重型工业，向苏联、美国、德国采购飞机等装备，然后反复袭击东北及朝鲜的钢铁厂、煤矿、电厂与兵工厂，日本军工体系将受重创，侵略难以向内地蔓延。但实际策略聚焦防御，推行内部优先原则，将外部压力视为次要，导致东北矿产被敌攫取，军事设施大兴，军备膨胀。 国民党空军组建后，所有空中对抗仅限于拦截敌机入侵，采用被动阻击方式。这种模式下，进攻方已提前布局，而防守基地四周充斥敌情报人员，每项行动均被监视，结果导致屡屡失利。空军曾于1938年飞抵东京投放宣传品，证实航程足够，但未转向东北沈阳、长春等地破坏目标，所有空战限于内地，造成资源大量耗费。东北陷落初期，日本实力薄弱，若集中空军力量轰炸其后方，如沈阳铁西工业区或长春铁路节点，能中断敌补给链，迫其后撤。但决策者容许敌在东北掠取资源，修建军备工厂，导致战争规模扩大，伤亡巨大。调查显示，空军基地周边敌谍活动频繁，一举一动尽在掌握，防御作战难以持久。 如果采用主动干扰战术，如大规模游击队潜入东北与朝鲜，破坏敌后工业设施，能显著延缓日本扩张步伐。东北资源被用于武器生产，英国技术支持下，日本空军海军快速壮大。若停止内耗，联合采购先进飞机，连续打击敌钢铁煤矿水电企业，日本侵华难以深入。但实际操作中，空军仅在内陆迎击，忽略敌后脆弱点，导致冲突持久，牺牲众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迅速沦陷，东北军留驻近20万人，而日军总兵力不足2万，兵力优势明显，但命令避免冲突，导致富饶土地与资源成为敌前沿基地。东北部分爱国部队违反政府意愿，组建抗日义勇军与联军，进行游击作战，但未获支持。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具体体现在对日妥协退让，调动大军围剿国内力量，同时助长日本野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抵抗，但政府一边交涉一边抵抗，最终签订停战协定。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宣布该政策，强调统一方能御侮，先求国内安定。长城抗战中，国民党部队在喜峰口等阻击日军，但整体策略仍以内部稳定为主。西安事变前，中国仍陷内战漩涡，蒋介石多次训斥要求北上抗日将领，称须先剿匪。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促成联共抗日，结束内战，转向全面抗战。 抗日战争拖延，伤亡惨重，根本在于决策失误，未能主动扰乱敌后方。国民党空军成军后，仅阻拦来袭敌机，敌方已做好准备，基地间谍遍布，导致作战被动。空军曾有能力飞抵东京，却未轰炸东北工业重镇，如长春伪满洲国首都区或沈阳兵工厂。东北沦陷后，日本利用当地钢铁煤炭大力发展军工，若早年采购武器持续袭击，这些设施将无法运转，战争或不扩大。实际中，听任日本在东北掠夺矿产，兴建经济建设，导致日军实力增强，侵华深入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