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之所以不闹腾，不闹独立，不闹分裂，不闹反共，甚至不闹亲台亲美，最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人在离开时几乎把所有澳门人及其后代都拥有了一样东西......   1999年大限来临之前，大批符合条件的澳门人，不管是土生葡人还是纯正的华人，都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葡萄牙护照。   这可不是英国人搞的那种只能用来通关、没有居留权的“二等公民”证件，也就是后来被骂惨了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澳门人手里拿的，是实打实的、拥有完整公民权利的欧盟护照。   拿着这本红皮本子，不仅可以去葡萄牙，还能在法国、德国等几十个欧盟国家自由工作、生活、享受福利。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六十多万的小城，这意味着这个社会里最中坚的中产和精英阶层，手里时刻握着一张通往欧洲的“门票”，人一旦有了退路，心态就完全变了。   这种心理上的安全垫，极大地稀释了社会焦虑感，当你不需要死磕脚下的土地来争夺生存空间，也不觉得自己是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时，那种极端的政治对抗意愿自然就消解了。   英国当年的算盘打得太精，用个没有居留权的证件把香港人的身份锁死，既不给本土福利，又在当地制造出一套与内地格格不入的制度优越感。   这种“关门打狗”式的焦虑，反而在后来激化了矛盾，让人产生一种背水一战的悲情和躁动。   而葡萄牙这种看似“负责任”或者说是“懒得管”的宽松政策，反而无心插柳，让澳门人拥有了全球视野和超然的心态：大不了我就去欧洲晒太阳，何必在这里把桌子掀了？   澳门之所以“顺从”，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历史根源，那就是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早在1966年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那一年发生的“一二·三事件”，是澳门历史的真正分水岭。   当时澳葡政府在与民间社团的冲突中彻底服软，甚至签署了认罪书，从那时候起，澳门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半个解放区”的状态。   在之后那漫长的三十多年里，葡萄牙人采取的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消极治理策略。   他们不仅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在香港建立强势的行政主导和严密的法治体系，反而把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拱手让给了亲北京的民间社团。   教育、医疗、社区服务，这些本该政府管的事，全是工联、街总这些爱国社团在做。   等到1999年政权交接时，对于普通澳门老百姓来说，生活几乎没有任何震荡，因为管事的具体经办人还是那帮人，只不过总督府换了面旗帜而已。   这种“弱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让澳门人对殖民政府本身就没什么留恋。   英国人在香港搞精英教育、培养对“皇冠”的效忠，而葡萄牙人在澳门甚至连葡语教育都没怎么普及，华人社会依旧讲广东话、过中国节，文化认同从未断层。   葡萄牙这种“混日子”的殖民风格，虽然在城市建设和法治规范上不如英国人严谨，但也恰恰避免了在回归后产生剧烈的制度排异反应。 信息来源：人民网：共饮一江水 绵延两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