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天清晨，李达上将站在门口，穿着旧军装，临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妻子，低声说："要是出什么事，孩子们就交给你了。"说完，他戴好军帽，头也不回地走进车里，门关上的那一刻，妻子心里一沉，连饭都顾不上热。 李达这辈子，走过的险路不止一条。1931年，他还是国民党第26路军里的一名普通参谋，部队被蒋介石调到江西，执行围剿中央苏区的任务。 就在那年12月14日夜里，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密谋已久的起义终于发动，一万七千余人整建制倒戈，转投红军。这就是后来史书上记的宁都起义。李达就在这支队伍里，随着起义的枪声，彻底走上了另一条路。 起义部队整编为红五军团，李达从此在这支队伍里一步步干起来，1932年9月正式入党，后来出任红17师参谋长兼50团团长，参与指挥湘赣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入党之后，李达跟着队伍走过长征，打过抗日战争，又在解放战争中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南北，做的一直是参谋长的活儿。他有个外号叫"活地图"，不是吹出来的，是真本事。 地形、里程、道路，他记在脑子里的东西，有时比图纸还准。 1955年，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那几年，他在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位置上，用力推动全军正规化建设，把大量精力放在军事院校和训练体系的规范上。 但这件事，后来偏偏成了他遭受打击的由头。 1958年，军内刮起一阵"反教条主义"的风。风头很猛，指向的是一批主管军队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将领。萧克被点名为"主帅"，李达被列为"副帅"，两人被扣上"反党宗派"的帽子，双双被撤销职务，调出军队系统。 刘伯承元帅也在批判之列，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一场以"反教条"为名的运动，把建国后好不容易起步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打乱了。 李达没有申辩，把个人委屈压下去，调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7年那个清晨，等在门口的人并不是来"谈话"的，那种眼神，李达见过，那是来人的眼神，不是来客的眼神。 他理了理军帽，照镜子整了一下衣领，没有多留。 被押上车之后，造反派为了不让他认出方向，蒙上了他的眼睛，又在北京城里绕了好几圈。车停下来，他开口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人愣住了，"为什么送我来秦城监狱？" 绕了半天的圈子，在一个走遍华北、记住两千多个县名的参谋长面前，什么都白费。 此后，李达在那里被关押了整整四年，家里的事，他一概不知道。妻子张乃一个人撑着，几个孩子大的帮着做饭，小的夜里还找爸爸。 家里的缝纫机卖了，木箱子搬走了，那副军功章被悄悄藏进被褥夹层，没叫人发现。外面偶尔有风声传进来，说李达关在郊区某处，张乃不敢问，也不敢信，只是熬着过。 四年之后，李达出来了。平反之后，1972年10月，他重新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又在那个位置上继续干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