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1985年11月25日，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晨光里，何存峰和杨水长各自拎着个草绿色的布袋子，跟着人流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PA72次航班。     飞机升到万米高空，杨水长嘟囔着说自己在旧金山两天没睡踏实，脑袋一歪就打起盹来，两个邮袋全摞在了何存峰脚下。     何存峰眼皮也打架，可他不敢睡，隔一会儿就低头扫一眼那俩袋子。     过了快半个钟头，他实在憋不住想去洗手间，便推醒杨水长，再三叮嘱“看好了啊”，才起身离开。     等他洗完手往回走，远远往座位上一瞟，血顿时涌上脑门——座位上空空荡荡，杨水长没了，两个外交邮袋也没了踪影。     何存峰把三个机舱257个座位找了个底朝天，连厕所门都拍遍了，愣是没见着杨水长一根汗毛。     他盯上了驾驶室边上那个不让乘客靠近的小阁楼，刚要抬腿往上冲，两名穿制服的美方保安跟铁塔似的堵在楼梯口。     何存峰英语不行，急得满头汗，好容易在舱里拽出个华人旅客帮忙翻译。     他亮出外交官身份，说有人携重要文件失踪，要上去找人。     俩保安面无表情，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不行。     何存峰心里透亮——杨水长肯定就藏在上面，美方这是打好了掩护。     一名空姐走过来，递给他一个手提袋，里头是他的护照、机票，还有两百美元零用钱，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杨水长的笔迹，大意是说别找了，我带着东西走，要去台湾。     广播响了，女声柔柔地说飞机引擎出了故障，需要临时降落在芝加哥奥哈里国际机场。     何存峰一听就炸了，从旧金山到纽约飞了快五个钟头，早该到了，偏在这节骨眼上改道？他冲到走廊里抗议，被两个保安推搡回座位上。     下午一点半，飞机在芝加哥落地，舱门还没开，何存峰噌地站起来又堵住了通往阁楼的过道。     美国机长尤金·特纳终于露了面，脸上堆着职业性的笑，开口就是“你忠于职守的精神令人钦佩”。     何存峰不吃这套，指着座椅后背的航空杂志说：“贵公司杂志上写着‘安全、舒适、迅速’送到目的地，现在我同事和两个外交邮袋被扣在阁楼上，请机长履行承诺。”     尤金收了笑，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杨先生要求政治避难，他要带邮袋去台湾。”     何存峰嗓门也高了：“他正在执行紧急公务，官方信任他，不存在避难！就算他不干了，外交邮袋也得交还给执行任务的信使！”     尤金被噎得够呛，又换了个说法：“那让杨先生下来，当面拆了邮袋，你监督，然后换飞机去纽约。”     何存峰鼻子差点气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明明白白写着外交邮袋不得开拆、不得扣留，美国也是签字国，这不明摆着耍赖吗？     他一字一句顶回去：“外交邮袋如果被拆，美国政府和机长先生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的目的地是纽约，不到纽约绝不下飞机。”     两个人就这么在过道里杠上了，一个站着，一个堵着，谁也不退。     两个多钟头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的官员先后登机，围着何存峰坐了个月牙形。     几个官员轮番上阵，话里话外还是那句“你朋友不同意交邮袋，他要带走”。     何存峰把刚才的话又捋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要是美方硬要扣，一切后果你们自负。”     几个美国官员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个站起身走到何存峰跟前，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声音压得低低的：“你胜利了。到机舱口取邮件吧。”     何存峰立马奔过去，两只草绿色邮袋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翻来覆去检查铅封，完好无损，没被打开过。     舱门口，杨水长被两名美国警察押着往下走，跟何存峰擦肩而过，何存峰没吭声，杨水长也没抬头。     四年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外交官在纽约大街上碰见过杨水长，三十出头的人头发花白，佝偻着背在难民营附近晃荡，眼神木木的。     当初台湾那边要他拿邮袋当投名状，邮袋没过去，那边连正眼都不给他一个，何存峰回国后受了通报嘉奖，记了大功一次，工资涨了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