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被枪决以后，他的妻子胡红霞卖掉所有的资产赎回了尸体，却发现丈夫口袋中有个纸条，上面写着：“首先别和我妻子说，其次不要厚葬。” 吉鸿昌1885年出生在河南省一个穷苦家庭。小时候，他在父亲开的茶馆里帮忙，天天洗碗、扫地、端茶递水，日子过得紧巴巴。 家里没有余粮，如果不是家里的亲戚偶尔接济，饭都没得吃。十几岁时，他已经能够帮家里干些重活，性格倔强，遇见邻里不讲理的事，常常以自家那点力气硬顶着解决，成了村里的“倔小子”。 冯玉祥在老家招兵，吉鸿昌就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初进军营，只是个普通士兵，既不会认字，也不懂规矩，但他干活勤快，对待战友直爽，从来不推卸任务。 部队打仗吃紧，他主动往前冲。没过多久，因作战勇猛被提拔为班长。一段时间后，吉鸿昌又升了职务，随着几次战斗表现好，进了连队当上了连长。 冯玉祥是出了名地重用有能力又正直的人，对吉鸿昌更是器重。在部队里，他对战士从来不发脾气，不许下级巴结拍马，也不能欺负新兵蛋子。 寒天腊月，帐篷里冷得透骨，他把自己的棉衣分给新兵。每逢打胜仗，除了例行奖赏、分粮时，吉鸿昌必然分得最少，他总说战士吃好了，队伍才能有力气干大仗。 遇见部队驻扎乡村，他和当地百姓一起拓荒、修路，安排士兵帮着打井、修桥。当地百姓也因此记住了这个讲信用、实在又愿意帮忙的“吉师长”。 三十年代，日本侵略日渐加深，东北、华北先后局势紧张。吉鸿昌一心要抗击日军，他主动请战，多次写信递交作战计划。 但在当时局势下，他的抗日主张却屡屡碰壁，还一度被要求出国考察。吉鸿昌人在国外，心一直没离开中国。后来他秘密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这期间，他带领旧部秘密活动，筹集粮草、购买武器，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积蓄力量。每天东奔西跑，不知道有多少风险，随时都可能被当权者盯上。 抗日力量成长的同时，吉鸿昌因为个人坚持抗日，立场鲜明被旧政权列为目标。有人举报，说他跟“左翼分子”走得太近。特务开始盯着他行动，外面风声一天紧过一天。 一天，吉鸿昌在外面接头，突然被捕，随后关押起来。进监狱后，他受到审讯，拒绝透露同党，只说国家危难，大家都该抗争。 有时候夜里传来鞭打声，牢房同伴都在担心，但吉鸿昌一出门依然微笑，还安慰别人别害怕。时间过去很久，吉鸿昌在狱中并未得到释放。 有人去劝他妥协，他只摇头，一句话不说。那段时间，外面的人都在想法救援，家里也在奔波，胡红霞每天都托人打探消息。几天后，收到执行枪决的通知。 吉鸿昌临刑并没有恐惧，他和看守打了个招呼，说能为国家作出贡献挺好，还让人把狱中的被褥整理干净。这都是后面有人证实的情节。 行刑那天，吉鸿昌走出来没回头，神情平静。据当时的相关记录，街头围观的人默默垂泪，极少有人声张。枪声一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吉鸿昌没有被大张旗鼓送行，他的遗体也没有立刻归家。消息传到家里，胡红霞没能马上见到丈夫。她顶着外界压力，跑了无数趟，为了赎回吉鸿昌的遗体。 不得不将家里的物件全部卖掉。有人还记得她背着麻袋跑前跑后，把仅有的首饰、老物件全都变卖，最后还借债才凑够钱。等到遗体终于接回来时，胡红霞一夜没合眼。 尸体衣服上，摸到了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的话不多，只有两句，嘱托不让家里知道消息，也不允许办厚葬。 胡红霞看着那张纸条，说不上凄凉不凄凉，但她知道吉鸿昌的性格，从军时到临终前，做人做事都严格克己。她把丈夫遗愿放在第一位，没让家里大操大办。 有亲戚劝她风风光光给将军出殡，她还是坚持简单丧礼。几个人抬着棺材，队伍没有锣鼓，没有旗号。就这样，吉鸿昌被安葬。 后来部队兄弟来吊唁，很多人问起那张纸条。胡红霞只拿出来给熟人看过，没有流传出去。在此之后，吉鸿昌的家人还是保持低调过日子。 不少百姓念着他在村里的好，逢年过节会来扫墓，把自家种的豆角、白菜摘点送到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