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娄山关，一名身中六弹的营长被留贵州，十五年后一封信寄到军区：我没死！ 1935年2月，娄山关的仗打得正凶，这里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关键节点，孔宪权当时是红军的营长，带领突击队冲在最前面。   战斗中，敌人的机枪扫过来，六发子弹全打在了他的左腿胯骨上，那时候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战场救护只能简单止血、包扎。   部队要继续前进，不能带着重伤员拖慢速度，战友们没办法，只能把孔宪权留在贵州当地一个财主家里养伤，临走前，战友给财主留了300多块银元当生活费。   财主照着药品单子找药，孔宪权自己也懂点基础救护知识，他每天按时换药，忍着剧痛活动腿部，不让肌肉坏死。   战场上下来的人，都有股韧劲，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着，等着归队，伤势慢慢好转，但他还是站不稳，走路得拄着拐杖。   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也落后，想联系部队比登天还难，他就在贵州当地扎根下来，一边养伤，一边打听部队的消息。   这一等，就是十五年，期间他换过几个地方，做过杂活，从来没放弃找部队，他记得自己的部队番号，记得战友的名字，记得娄山关那场仗的每一个片段。   1950年，全国基本解放，军区的驻地也逐渐固定，孔宪权终于打听出了军区的地址，他颤抖着写下一封信，信上没有多余的话，只写了自己的名字、身份，还有一句：我没死，我想归队。   信寄出去后，他每天都在等回信，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他怕战友们已经忘了他，怕部队不承认他的身份，没过多久，军区就有了回应。   当年负责留下他的战友，特意赶来看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拄着拐杖的老营长，经过核实，部队确认了孔宪权的身份，接纳他重新归队。   后来，孔宪权被安排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成为了首任馆长，他带着工作人员，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走访了几十个县，征集了上千件文物。   那些文物里，有遵义会议的会议桌，有会议室的挂钟，都是国家一级文物，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革命事业做事，直到生命的尽头。   以上部分内容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