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叛变的地下党约陈毅到酒店里见面，没想到陈毅先去了叛徒家中，只因叛徒媳妇说了两个字，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     1936年冬天，赣南梅岭的山区里寒气逼人，陈毅的腿伤在这个时候又复发了。     自打红军主力长征北上，他跟项英带着留下的队伍在这片深山里转悠了两年，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日子。     这一天，山下的交通员冒死送来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海，是派到国民党军里做兵运工作的。     信上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着重要指示，人就住在大余县城的一家饭店里，等着负责同志下山见面。     陈毅拿着这封信，心里头翻来覆去：这到底是真来了救星，还是敌人布下的一个套？     陈海早先是红六军团的人，后来掉队，又和组织接上了头，被派到粤军四十六师去搞兵运，表现一直还算积极，偶尔也送些国民党的报纸刊物上山。     可这回的事儿透着古怪，党中央来人，为什么不直接带到山里，非要约在县城饭店那种热闹地方？但话说回来，和中央失联太久，万一错过了这次机会，那得是多大的损失。     陈毅想了想，决定冒险走一趟。     为了稳妥起见，他没直接奔饭店去，而是先找个熟人摸摸底。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叫上熟悉地形的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俩人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沿着山路往大余县城摸去。     进了城，俩人七拐八绕，先找到了陈海的家。     正要上前敲门，只见一个妇人坐在门槛边洗衣服。     黄赞龙凑过去，客气地问了句：“大嫂，请问陈海在家吗？”那妇人头也没抬，手里搓着衣裳，顺嘴回了一句：“到团部去了。”这话一说，门就掩上了。     “团部”这两个字，传到陈毅耳朵里，却变成了另外一个词。     当时，组织上在大余县城西水门外的梅风桥头，开了个叫“广启安糖铺”的铺子，明面上卖糖，暗地里是个秘密交通站。     陈毅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心想陈海既然是去糖铺，那应该是和组织的人碰头去了，正好过去跟他汇合。     他一挥手，带着黄赞龙就往糖铺方向走。     俩人刚拐过街角，远远瞧见糖铺那边不对劲。     门口围了一圈穿黄皮的国民党兵，正往里冲，铺子里头被翻得乱七八糟，货架子都推倒在地。     陈毅心里咯噔一下，立马拉着黄赞龙闪身躲进了旁边一家茶馆，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装作喝茶，眼睛却一直盯着街对面。     就在这当口，一个在糖铺帮工的老熟人从后门摸进了茶馆，挨着陈毅坐下，压低嗓子说了句：“陈海叛变了，你们快走！昨儿个就是他带人来把铺子抄了，黄亚光也给抓走了。”     话音刚落，街那头就开始戒严，哨子声四起，当兵的端着枪挨个盘查行人。     陈毅使了个眼色，俩人撂下茶钱，从茶馆后门溜出去，钻进一条小巷子。     七拐八弯，穿过一户好心人家的后屋，总算从城墙的一个豁口钻出了城。     俩人一口气翻过两座山，累得直喘气。     刚想停下来歇歇脚，抬头往对面山坡上一看，满山都是搜山的国民党兵，吆喝声隔着山沟都能听见。     原来陈海在县城没等着人，就带着队伍扑上山来，把游击队的驻地梅山斋坑给围了。     黄赞龙是本地人，熟路，赶紧带着陈毅在半山腰找了个茅草特别密的小山洞，俩人缩着身子钻进去，大气都不敢出。     搜山的兵来来回回从洞口走了好几趟，刺刀拨开茅草哗啦哗啦响，愣是没发现里头藏着人。     就这么熬到了天快黑，敌人搜不到人，恼羞成怒，干脆放火烧山。     火借着风势，呼呼地往洞口这边烧过来，眼看就要烧到跟前，陈毅甚至都做好了准备，手摸着衣兜里藏着的那几张纸。     突然，天上一声炸雷，瓢泼大雨哗地就浇下来了，把火苗子全给淋灭，山上的敌兵也被淋成落汤鸡，骂骂咧咧地撤了兵。     等敌人走远，陈毅和黄赞龙从洞里爬出来，趁着夜色往深山里转移，找到了先前突围出来的项英他们。     可敌人不甘心，调来了四个营的兵力，把梅山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一围就是二十多天。     陈毅腿上的伤在潮湿的草丛里捂得发了炎，疼得钻心，粮食也早断了，只能靠摘野果、挖野菜根填肚子。     就在这躲躲藏藏、随时可能被捕的日子里，他趴在草丛里，摸着身上那几页纸，写下了后来传世的三首诗，藏在了衣襟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