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李约瑟愣住了。他太清楚中国的科研处境，中央防疫处辗转到昆明，早已是家徒四壁。没有像样的实验室，没有精密仪器，连最基础的实验用水都要靠人划船到湖里去取，再用一口漏水的旧锅炉煮沸消毒。国外的同行更是直言嘲讽，在这种连自来水都没有的“手工作坊”里造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汤飞凡眼神坚定，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凭什么不行。 前线的惨状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那时候，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能要人命。多少年轻的战士，在战场上没被子弹打死，却因为伤口化脓溃烂，在无尽的痛苦中离世。后方的百姓更是如此，一点炎症就可能引发败血症，只能眼睁睁等死。青霉素，这被西方视为最高军事机密的“神药”，在中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一根金条都换不来几支。 汤飞凡没再多说，转身就召集了魏曦、朱既明等一群年轻科学家，当场拍板，启动国产青霉素研制。一场没有硝烟的“寻霉大战”就此打响。 没有菌种，他们就自己找。发霉的馒头、腐烂的水果、墙角的旧衣，甚至是路边的烂菜叶子，但凡长了绿毛白毛的地方，都成了他们的目标。团队成员们每天揣着培养皿，满城转悠，小心翼翼地刮下每一丝霉菌，带回实验室分离培养。 最难的不是找，是筛选。四十多株霉菌里，能高产青霉素的菌株万里挑一。转机出现在一次大扫除，一双沾满泥土的旧皮鞋被翻了出来，鞋帮上长着一片不起眼的绿霉。汤飞凡拿接种环轻轻一刮，在显微镜下，那放射状的菌丝和顶端的孢子，让他眼前一亮。就是它！这株后来被命名为X-1612的菌株，产量远超国外的原始菌株，成了中国青霉素的“火种”。 菌种有了，原料和设备又是拦路虎。西方用玉米浆做培养基，战时中国根本买不到。汤飞凡带着团队把豆类、麦麸、棉籽饼试了个遍，最终发现棉籽饼的酶化物效果绝佳，不仅替代了进口原料，成本还大幅降低。没有发酵罐，就用玻璃瓶子代替；没有无菌设备，就靠人工日夜不停地手动搅拌；没有恒温箱，就在木炭炉上挖个洞，吊一盏煤油灯，24小时轮班盯着温度。 那段日子，汤飞凡把家安在了实验室。饿了就啃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眼睛里布满血丝，手上常年沾着洗不掉的霉菌印记。他不是不知道难，可他更清楚，早一天造出药，就能多救无数同胞的命。 1944年9月，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诞生。第一批只有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英美鉴定，结果显示，质量完全达标，不落下风。消息传开，整个大后方都沸腾了。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土造”青霉素，通过骡队、公路，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和后方诊所。野战医院的药柜不再空空如也，医生们终于有了对抗死神的武器。 李约瑟后来再次到访，亲眼看到这一切，由衷赞叹，称汤飞凡是“全人类的朋友”，是“杰出的科学公仆”。而汤飞凡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中国人的命，不能攥在别人手里。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汤飞凡和他的团队，用最简陋的条件，干成了最了不起的事。他们守住的不只是科研的底线，更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不屈的骨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