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1958年真的说过“僮族”的“僮”字怎么写吗？学界与网络间常引“李宗仁不知僮族（壮族）”一说，其原始记载出自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的私人追忆。据唐氏所述，20世纪50年代末他协助李宗仁口述回忆录期间，曾告知李宗仁广西省已改为僮族自治区，李宗仁对“僮族”这一经过规范的民族称谓及其人口规模表示茫然，李问唐僮族的僮字怎么写？唐氏遂书写繁体“僮”字以示之，李宗仁仍不明其所指。唐氏作为国民党后裔，就说李宗仁不知道广西有僮族（壮族），以此明里暗里说广西不存在有壮族（僮族），其实就是要否定共产党领导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心阴阴！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述仅为整理者事后追记的轶事材料，并未经李宗仁本人审定，亦未收入正式出版的《李宗仁回忆录》正文之中，既无同期档案文献佐证，也缺乏其他可靠史料互证，属于孤证性质的二手回忆，不能视作严谨可信的史实记录，更不能据此否定壮族（僮族）的历史存在与文化主体性，或轻率判定李宗仁学识浅薄、对地方民情无知。事实上，由李宗仁、白崇禧主导或授权编纂的民国《广西年鉴》及广西地方志书，均大量记载了僮族的历史源流、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足以说明李宗仁、白崇禧对广西境内以僮族为主体的土著族群状况有清晰认知。1932年10月，受李宗仁指派，白崇禧出任第三次“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总指挥，在东兰发表的讲话中即明确提及，当地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在于“土人（僮族）、客人（汉族）、瑶人（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史实直接表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对广西僮族（壮族）的人口规模与社会影响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唐德刚的相关记述，一定程度上带有其个人政治立场与时代偏见，对新中国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存在认知隔阂乃至主观抵触情绪，其叙述不宜直接采信为客观史实。

从时代背景考察，民国时期对西南边疆族群多沿用“僮”“夷”“土人”等传统泛称，并未开展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系统民族识别工作。李宗仁作为旧桂系核心军政人物，其族群认知植根于民国地方治理语境，与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特征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明显的时代隔阂。因此，这一轶事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折射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族群认知体系的变迁，以及新旧政权在民族政策与观念上的差异，不宜过度演绎、夸大乃至歪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