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时任总政主任余秋里中将回乡探亲，弟弟却不愿相见。村长亲自去请也不行，余财发生气地说道：“他当了大官，从不想帮我们兄弟姊妹，还拿我当弟弟吗？” 1983年，余秋里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回到江西吉安老家探亲，这次回乡让村子里的人都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干部，可亲兄弟余财对这件事的反应却有些不一样。 按家里的说法，他觉得兄长当了大官，从不帮自家兄弟姐妹，自己心里一直很别扭。村干部上门请他出来见哥哥，也没拗动他的脾气。直到余秋里踏进家门，这才破了僵局。 家里人本以为，哥哥回来肯定要问问各家各户的情况，顺便帮点小忙。可余秋里的态度非常明白。他说，自己虽然在中央重要岗位工作。 可不是江西省的领导，更不是吉安县的领导，没办法，也不能把自己家特殊对待。家里沉默了，原本满怀期待的弟弟，看着哥哥的衣着和空荡荡的袖子，气都撒不出来了。 余秋里在家的时间很短，但这几天，他发现家乡不少百姓日子确实过得紧巴。谁不想家里条件好点呢？不过他没有给亲戚安排工作，也没有在家乡私下批项目。 他抽出一天时间，和吉安全体地委成员开了一个长谈会，详细了解各项民生、经济发展、村里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情况。这些事情，家里人根本不清楚，只看到他来去匆匆。 当地党的工作干部后来提到，余秋里在那天会上所关心的全是如何巩固集体经济、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农民生活。 开会那天，他仔细询问生产队分红、村里劳动力外出、孩子上学难等问题，也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会后他离开吉安，什么也没向家里人提起。 家里人对此还是觉得为难，觉得既然亲人当了大官，为什么一点“方便”都不给？他们自家孩子或多或少都想“靠一把”。 余秋里的侄子考上部队军校后，听说大伯回来，特地找上门想看能不能去个更理想的学校。他本以为大伯会顺水推舟。 谁知听完诉求，余秋里很干脆地告诉他，没有必要换，军校学习主要靠自身努力。侄子回去以后，再没提过类似的请求。 余秋里的侄女也遇上了事情。她所在的学校，文化课分数没上线，家里人想着大伯在中央，或许能帮着通个关。结果余秋里回应得还是那四个字：没有必要。 事后，这位侄女考核没过，按规定复员回到老家，后来在本地找了份普通工作当服务员。不仅侄儿侄女，余秋里对自己亲生儿子的家事同样处理极为严格。 儿子余浩当年在部队服役，因为余秋里的身份，工作单位本来安排他到首都机关，队里不少同事都称赞“有靠山”。 这事传到余秋里耳朵里，他当场批评，直接把儿子给“赶出北京”，重新送回前线去工作。余浩后来回忆，这一决定虽然让他压力很大，但父亲坚持原则，从不含糊。 有的报道中提及，余秋里回乡后遇到亲戚们聚餐，街坊邻居都很热情，但他整个过程都是以平常百姓的标准来相处。可能有人抱着送礼拉关系的念头，最后全都碰壁，只能作罢。 他时常用一句话劝导家里的小辈们：“得靠自己，不要妄想借着我的名头。”有一年，他回家探视时看到村里修路缺资金，有人悄悄找上他，期望能通过他的关系解决点困难。 余秋里却让人把那些诉求都交给乡镇党委和政府去研究。他知道，这种大事必须按照国家流程走。有人担心他生气，他只是简单叮嘱，把群众的事办好就行，千万不能开“后门”。 老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多年下来，亲戚来找，说情的话一句听不得。不仅如此，余秋里还教育身边其他干部，不要有走亲派、弄特殊的想法。 他总是强调，在重要岗位上，要一碗水端平。多年以后，吉安地委曾在相关活动中回忆，余秋里虽然很少到乡下老家，却多次通过组织上了解家乡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给地方出主意想办法。 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为亲属个人谋取过便利，始终坚持制度和规矩。余秋里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不算普遍。有的人对他的坚持感到不理解，有人觉得他太苛刻。 但时间长了，家里人和乡里邻居慢慢明白，党和国家干部必须这样做，乡亲之间的称呼亲热，但工作里绝不能混淆责任和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