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中国核武器计划起步时，本来就离不开苏联的帮忙。从1950年代初开始，中苏签了好几个协议，苏联答应提供技术援助，还派专家过来指导。 那个时候，中国刚建国不久，工业基础薄弱，核物理人才也少得可怜。苏联人帮着建厂、设计设备，甚至连铀矿开采和浓缩技术都传授了一些。 专家们总共有上千名，分布在各个基地和研究所里，教中国人怎么操作粒子加速器和反应堆。中国科学家像海绵吸水一样，快速学习这些知识。 王淦昌就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他早在1956年就去了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当上了副所长，负责高能物理研究。1959年，他领着团队从海量粒子碰撞照片中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在国际上轰动一时。 苏联人看在眼里，知道王淦昌的本事不一般。但中苏关系从1958年开始就有点不对劲，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独立路线不满意，渐渐限制技术输出。到了1959年，苏联正式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合作开始走下坡路。中国人意识到不能全靠别人，得自力更生了。 其实，1960年的撤离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中苏分歧积累的结果。苏联在1959年就拖延交付关键设备，还在核不扩散谈判中跟美国眉来眼去，不想让中国太快拿到核武器。 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召回所有专家，总共1390人。这些人撤走时带走了大量图纸和资料，甚至拆卸了部分设备，让中国项目一下子陷入困境。 中国核基地的负责人看到卡车一辆辆开走，项目进度至少耽误了好几个月。但就在撤离的最后关头，一个苏联专家对中方人员说，有王淦昌在，中国核研究不会出大问题。 王淦昌当时还在苏联工作，但他是中国人，早就在粒子物理和核反应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他1930年代在德国拿了博士，研究过中子和宇宙射线，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教书，1950年后加入中国科学院。 王淦昌的专长正好对得上中国核武器的需求，尤其是实验物理和粒子探测。这句话虽然简短，却给中国团队打了气，提醒他们本土人才是根本。 撤离后，中国迅速调整策略，成立专门机构，集中力量攻关。王淦昌在1960年底回国，1961年4月正式加入项目，化名王京，工资从高薪降到普通水平，但他二话不说就投入工作。 大家都知道，中国核计划在撤离后没垮掉，反而加速了。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部分，领导团队用最原始的工具推导核裂变方程。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一算就是几个月。 1962年，他亲自检查数据，发现小数点错误，避免了重大延误。他的精确性让项目稳住阵脚。中国从1955年启动核计划，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用了9年时间，比很多人预想快得多。 这得益于王淦昌等人的贡献，他还参与了爆轰实验，调整炸药比例，尽管身体有高血压，还是坚持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