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飞夺泸定的营长，却被当“汉奸”批斗二十年，杨得志登门见其惨状，当场写下一行字，县委书记冷汗直流。 这位老人叫侯礼祥，出生在湖北江陵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十五岁离开家去荆州、武汉谋生。1928年，他听说江西在招红军，立刻赶过去报名，想跟着队伍打反动派。 1929年春节前，红军扩编，他正式加入红三军团，负责登记的文书没问清姓氏，只听旁人叫他礼祥，就写成了李祥，这个失误后来给了他很大麻烦。 长征路上的硬仗他一场没落下，强渡大渡河时，他带头冲锋，身上多处负伤也始终没有后退。 由于当年登记的名字是李祥，后续统计相关名单时，他被遗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继续随军作战，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安排负责中央保卫工作，担任警备团副团长。 1939年年初，侯礼祥腿上的战伤日益严重，已无法正常参战。组织考虑到他的情况，且湖北敌占区需要地下工作者，便安排他回江陵老家，由当时的县委书记接手他的组织关系，让他伪装成国民党保长、联保主任，暗中开展地下工作、传递情报。 临走前，组织将他的红军证明、立功奖状装入木盒，叮嘱他妥善保管。侯礼祥将木盒埋在老宅地窖，回到江陵后，白天与国民党人员周旋，晚上秘密撰写、传递情报。村里人不知情，背后骂他汉奸，他始终未作辩解，默默坚守岗位。 革命胜利前，一伙土匪洗劫了他家，地窖里的木盒被偷走，里面的证明材料全部丢失。没有这些凭证，他日后无法向组织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前往县里，说明自己是当年的红军营长侯礼祥，工作人员翻遍档案，并未找到相关记录。他这才想起当年名字被登记为李祥，连忙告知工作人员这一情况。 工作人员查到了名为李祥的档案，籍贯、参军时间均与侯礼祥吻合，但档案备注为1939年失踪、疑似叛变。 工作人员告知他不能乱认叛徒身份，他辩解自己当年是奉命从事地下工作，却因当年的地下党或牺牲或失联，无法找到证人。 有人翻出他当年担任联保主任的经历，认定他为国民党做事、是汉奸。后来，他被作为专政对象送去劳改，时长十年。劳改期间，他得知杨得志已身居高位，曾尝试联系，却始终未能成功。 后来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到任后便开始打听侯礼祥的消息。得知江陵有位名叫李祥的老人，曾是红军，如今病重且被当作特务对待，杨得志立即派人核查，确认此人正是侯礼祥后，当即驱车前往江陵。 到了侯礼祥家，杨得志看到屋内空荡荡，侯礼祥面色苍白、身形消瘦，靠在墙上喘气，杨得志立刻让人叫来县里的干部，干部们见到军区司令在场，十分拘谨，有人还坚持说侯礼祥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不能落实待遇。 杨得志当场驳斥，明确表示侯礼祥是自己亲眼见证的革命英雄，曾在强渡大渡河、湘江战役中冲锋在前，绝不可能是特务。 杨得志当场提笔，写下证明侯礼祥革命身份和功绩的文字，字迹有力。在场的县委书记见状，吓得冷汗直流，没想到自己眼中的“特务”，竟是司令的老战友、立过大功的英雄。 平反后，侯礼祥的日子逐渐好转，虽身体欠佳、常需住院，但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照顾。 如今各国都清楚英雄是民族的脊梁，纷纷全力保护老兵、铭记英雄，我国也不断完善优抚政策，避免侯礼祥这样的委屈再次发生。 1991年冬天，侯礼祥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叮嘱不要忘记杨司令和党，是他们给了自己清白。 他留下的遗物不多，只有一顶洗得发白的旧军帽、一封褪色的委任状复印件，还有一张缺角的红军合影，照片背面写着“强渡大渡河”。 一位为国家拼过命的铁血战将，不该被误解、被遗忘，那些曾经的苦难，都成了他忠诚与坚守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