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早就白纸黑字写进了宪法，为啥到今天还有人说它是“当年谁一拍脑袋”定下的？

这项国策到底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三孩加补贴”这一步的？

先回忆一下今年上半年的消息。

今年6月，财政部今年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到8月，超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已领2026年育儿补贴。

以前是限着生，现在是发钱鼓励生，这个弯是怎么拐过来的？

得把时间拨回到三孩政策刚出来的时候。

2021年，中国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明确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当时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之一，是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明显低于通常所说的2.1左右的人口更替水平。

1.3和2.1，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光把口子放开，够不够用？

当时的政策并没有只放开就完事。

政策调整的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

有关部门表示，将降低教育成本，完善产假和保险制度，并加大税收和住房方面的支持。

对于三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伯特·霍夫曼（BertHofman）作出了分析。

那么问题来了：允许生三个，大家就真会生三个吗？

这位研究东亚的专家，说话一点没绕弯子。

霍夫曼当时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即便进一步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也未必能够明显提高实际生育水平。

因此，把生育上限提高到三个，对部分人群意义重大，对多数人影响有限。

一些农村家庭和少数民族群众更倾向于生育两个以上孩子，政策调整对他们较为重要，但这部分人群在中国仍属少数。

说白了，上限提高了，想生的人还是那么多。

真正能让人动心的，还得看后面的“配套”。

他同时指出，2021年三孩政策公布时，中央已提出将配套完善相关支持措施。

在当时，部分具体政策尚未公布，但这些措施被认为十分重要，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

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更完善的托育服务，更好地保障员工生育后保留工作岗位的制度安排，甚至包括雇主在员工生育方面提供的支持。

托育、保住工作、单位帮一把，样样都说到了年轻爸妈的心坎上。

不过还有一招更直接，就是发钱。

霍夫曼提到，一些国家还会发放所谓的"婴儿奖金"，也就是直接向新生儿家庭发放补贴。

他认为这类措施十分重要，因为在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很高。

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中国，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也很普遍。

养育孩子需要更大的住房，要送孩子上学，还要让孩子考上好大学，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换房、上学、考大学，一笔一笔算下来，谁都得先掂量掂量。

再回头看看今天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是不是有点眼熟？

钱的事说完了，还有个老问题绕不开。

在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男孩出生数多于女孩。

对于新政策能否改善这一问题，霍夫曼认为，放开二孩政策已经显示出一定效果。

根据当时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明显回落，从2010年每100名女婴对应约118名男婴，降至2020年的约111名男婴。

那降到多少才算正常呢？

他表示，自然状态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约为106。

因此，进一步放宽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可能会让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更接近这一自然水平，人口结构也会随之趋于均衡。

孩子生得少，人就会慢慢变老。

愁这件事的，可不止一个国家。

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并非只有中国。

日本等国家尤其担忧，将来是否有足够的年轻人承担老年人的供养负担。

在霍夫曼看来，中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面临的挑战和可以采取的应对办法也不完全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

他一口气列了三条。

他指出，第一，按照2020年前后的人口结构，中国当时的老龄化程度低于部分已经深度老龄化的国家。

按照当时的统计，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尚未达到14%的通常划分标准。不过，此后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到2025年末，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5.9%。

第二，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建立能够适应老龄化趋势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养老金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

第三，2021年有关政策讨论还提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此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霍夫曼认为，中国可以在许多领域推进改革，更好地应对老龄化挑战。

这一点与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不同，那些国家可以调整和改革的空间相对较小。

看到这儿就能明白，从二孩到三孩，再到如今实打实的育儿补贴，每一步都不是哪个人随口一句话定下来的。

可网上偏偏流行一口万能大锅，堵车、房价、养老，啥都往“当年拍脑袋”里扣，图的就是骂完那一下痛快。

历史可没这么省事。

现行宪法第二十五条写着，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早在1978年3月，计划生育就已经首次写入我国宪法。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通过的现行宪法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规定。

能写进根本大法的，靠的是长远打算，不是茶桌边一时兴起。

再往前翻，1980年3月至5月，中央有关部门围绕人口问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反复研究和讨论相关政策。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这是集体商量出来的文件，硬说成某个人的“独唱”，这口锅扣得实在有点歪。

后面的路就更长了。

先有动员号召和政策指导，再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立法说明里讲得很明白，这是几十年的经验，走法定程序变成了法律。

最有意思的是，三孩入法走的还是同一条路。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修法，三孩写进法律，社会抚养费取消，转向配套支持。

要真是私人决定，改起来何必劳动人大？

正因为它本来就在法律框架里，要改也只能在框架里改。

那“拍脑袋论”为啥还挺有市场？

说穿了就是省劲。

读条文、捋程序、琢磨当年的历史条件，样样都费脑子；把账全算到一个人头上，动动手指就完事。

传得快不代表站得住，偷懒换来的那点爽，最经不起翻旧账。

计划生育可以讨论，可以调整，事实上也一直在用法治的办法调整。

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实践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公共决定。

从限制到鼓励，从罚款到发钱，变的是政策方向，没变的是那套程序。

把复杂还给历史，把程序还给法治。

比起一句毒舌，这个不那么痛快、但更结实的道理，才能帮人看懂今天的人口账，也看懂那999亿育儿补贴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