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
这是楼宇烈给年轻人留下的三句话。10月9日凌晨，这位92岁的国学大家走了。

楼宇烈1934年生于杭州，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师从冯友兰、汤用彤，1960年留校任教，在北大站了六十五年讲台。
他留给世人的，不只是一部《王弼集校释》，还有一个学科，和这三句话。
儿子楼开睿说，父亲走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

北京大学哲学系方面将对外发布讣告及遗体告别仪式等信息。
师从冯友兰汤用彤，一部书稿放了十六年楼宇烈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时就对魏晋玄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王弼着迷。

王弼是曹魏时期的重要哲学家，提出“以无为本”“得意忘言”等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但著作散佚已久。

楼宇烈从本科阶段就开始收集王弼著作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研究材料。
《王弼集校释》的初稿完成于1964年，但他没有急着出。
此后十余年间，他利用教学之暇不断增补新材料，反复修改。

1978年10月交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本书把王弼现存全部作品作了校勘、注释，并以历史上早已佚失的《王弼集》命名，出版后成为研究魏晋玄学和王弼思想最权威的文本，至今无可替代。
他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李四龙后来回忆，楼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通透。

上学时每到期末，学生问作业要写多长，楼先生总说“不要超过五千字”，然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
晚年的楼宇烈无论是平时交谈还是正式讲课，总是质朴而通透，让人回味无穷。

1986年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倡导“以中释中”这件事今天说起来像一个学科建设的常规动作，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逆着潮流做的决定。
1986年，楼宇烈在北大哲学系重建了东方哲学教研室。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著作大量译介进来，学术界言必称西方。
在这样的潮流下，楼宇烈把东方哲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学科建设的台面上。
他倡导“以中释中”，推动中国哲学主体性回归，为中国哲学的文化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这不是简单挂一块牌子。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就参与了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的教学体系搭建，后来发起编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在那个佛学研究最为冷寂的时期，这套资料影响了一代年轻学者和僧人。

2025年11月，《楼宇烈文集》八卷九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二百八十余万字，从《王弼集校释》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从《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到《中国艺术与传统医学》，凝聚了他六十五年北大杏坛传道的学思感悟。

文集首发式于11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全国哲学界150余位专家学者到场，那是对一位学者的集体致敬，也是对一个学术时代的回望。
不是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他让传统回到日常楼宇烈有一个书房堂号，叫“三不堂”。

“不苟为”“不刻意”“不执着”—不苟为就是做事不苟且，不刻意就是别跟自己较劲，不执着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
这三个“不”，是他研究了一辈子儒释道之后给出的凝练总结。

他晚年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的年轻人拿不起、看不开、更放不下，总在追问人生的意义，而他给出的答案简单到近乎朴素：
“你来也决定不了，走也决定不了，那把每一天过好，过得快快乐乐就行了，想那么多没用。”
他给年轻人留下“三得”：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

儒家教人拿得起，该担当就担当；道家教人看得开，知足常乐，不必攀比；佛家教人放得下，过去就过去了。
他不是一个只活在典籍里的人。
2003年，他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每周固定时间领着大家唱昆曲、弹古琴、品茶道。

在燕园指导过禅学社、国学社、古琴社等七家传统文化社团，还在八十多岁高龄坚持给公众讲课。
他还常说，科技是强国，人文才能立本。
去世前不久，澎湃新闻记者去他家中拜访，他穿着一身素白家常上衣，腰腿已经不灵便了，但眼神清明，笑容温润。

见到记者，温和地招呼坐下，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楼宇烈先生走了他拿得起，六十五年执教北大，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一部《王弼集校释》成为后世基石。
他看得开，书房取名“三不堂”，不攀比不执念，九十多岁还笑着说“想那么多没用”。

他放得下，九十多年人生，聚散离合见得多了，到最后什么都能轻轻放下。
他早就说过，来也决定不了，走也决定不了，把每一天过好就行了。
先生走好，那三句话我们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