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粟裕进入湖南第二师范学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长沙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粟裕等进步学生面临生命危险，经过艰难逃亡，加入叶挺军，开始了军事生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展开。1938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粟裕任司令员。同年6月，他率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执行破坏铁道任务，趁机伏击敌运输车队，斩获颇丰，展现了军事才能和英勇气概。

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名，率先北上抗日。粟裕担任参谋长，与寻淮洲、乐少华一同指挥队伍北上。

尽管号称抗日，但实际上并未直接与日寇交战。粟裕率先南下抗日，决心狠狠打击日寇，这也是他坚决要伏击日军运输队的原因。这次伏击计划，虽然粟裕准备充分，却仍出现了三个失误，这令他十分恼火，甚至自责。

首先，在1938年6月17日上午8点10分，粟裕指挥的先头部队一个步枪班已经抵达伏击地点，但机枪手尚未到达制高点，后续部队也未按计划到位。尽管步枪班战士已按指示暂缓开火，但在敌车通过后，他们仍然开枪，虽然击毁了敌汽车的发动机，但未能阻止其行驶，导致敌人逃脱，只捕获了一车邮件。

其次，在击毁第二辆车时，敌军上尉梅泽武四郎藏身车底，趁机袭击我方战士。由于战士缺乏经验，情急之下开火，不仅击毙了梅泽武四郎，还误伤了我方战士，令人惋惜，也是粟裕自责的原因。

最后，在击毁敌人的第3、4、5辆车时，敌人并不惊慌，反而躲进草层与我军展开互射，日军的火力和枪法十分准确，压制了我军，形势十分严峻。南口的机枪手无法覆盖到草层内的敌人，使得伏击部队陷入 passivity 的境地。

面对这一局面，粟裕凭借着十一年的军龄和丰富的战斗经验，迅速调整了战略。他立即指挥北侧的机枪手占领北口的制高点，以居高临下的优势，对敌人所在的草层进行了无差别扫射，再加上步枪班的配合，最终全歼了这股日军。如果不是北侧机枪手的移动和火力压制，伏击部队很可能全部丧命于此。这一想法令人后怕。

粟裕自1927年开始就参军，曾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警卫班长，他的枪法十分精准。此外，他经历了多年的游击战，尤其是领导浙南的挺进师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挺进师曾一度拥有1200余名战士，但也曾经历过最困难的时期，只剩下2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亲自与敌人交战。他一边培养干部，一边训练部队，因此在个人战斗素质上，他几乎可以被比作特种部队的王者。

在长期的战斗中，粟裕掌握了两大绝技：一是通过声音辨别枪种，只需听到枪声，他就能判断出枪种、方向、数量以及敌我位置；二是他的枪法极为精准，子弹无一失，在十大将领中，粟裕的枪法排名第一，甚至可以与上将、中将和少将相提并论，他的枪法至少也能排在前三名。

这次日军的火力让粟裕深感震惊，他无法想象日军普通士兵甚至是后勤人员的枪法会如此精准。在200米范围内，他们的步枪几乎无误命中。尽管处于劣势，日军却能够从高处向下射击，将伏击队压制。粟裕不禁心生疑惑：难道鬼子的枪法比我还要准吗？

从那次遭遇后，粟裕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射击技能在战场上的至关重要性。他下定决心，必须让新四军的战士们的枪法超越日军，以此来减少我军的伤亡。因此，他大力推动射击训练，将其列为重中之重，每天都安排时间训练战士们的射击技能，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作，全面提升他们的射击水平。

除了注重射击训练，粟裕还组织了专门的教导队，致力于研究日军的作战方法。他们深入研究日寇的军事进攻策略，分析其战术特点和行动规律，以期能够有效地破解日军的进攻方式。粟裕意识到，只有深入了解敌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才能更好地应对和反击。

在粟裕的领导下，新四军的军事指挥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训练，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出更为精准的射击技能，而且对于应对日军的作战方式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准备。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新四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愈发游刃有余，成为了抗击侵略的坚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