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尽管阎红彦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且没有军队级别，他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阎红彦既没有军队级别，又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这两点按理说都让他不符合授衔条件。那么，为什么阎红彦还能被授予上将军衔呢？

1：不符合授衔条件的阎红彦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阎红彦虽然没有军队级别并且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1952年，为了规范解放军的授衔工作，特别设置了“军队级别”，包括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正、副、准兵团级；正、副、准军级；一直到战士级。

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些军队级别。例如，正兵团级别干部中有36位，其中33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某些军级不够的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阎红彦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工作多年。1949年时，他担任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要定级别的话，大概率是准兵团级干部，不符合上将标准。然而，1952年，阎红彦离开军队，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市委第一书记，完全脱离了军队工作。

相较而言，陈毅虽然在地方负责过行政工作，但他仍保留军队职务，如在上海当市长时，依然是华东军区司令员。

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以后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一律不评军衔。”因此，转业到地方并没有兼任军事职务的干部，基本上都没有参与授衔。例如，邓小平、李运昌、程子华等转业干部都未定级也未授衔。

尽管阎红彦彻底脱离了军队，按理说不符合授衔条件，但他因缘际会成为陕北红军的代表，最终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2：陕北红军要有代表

长征结束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然而，在1955年进行的授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有其代表的元帅、大将、上将，但陕北红军却没有任何代表。

首先，谈到元帅的问题，陕北红军规模相对较小，在会师时只有约两千人，而红军的其他主力军团则各有两万以上，甚至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陕北红军几乎不可能产生元帅级别的代表，最多也只能有大将级别的代表。

就授予大将军衔而言，陕北红军确实有一些合适的人选，但这些人后来纷纷遇到问题。例如，陕北红军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相继牺牲；一些高级干部被卷入高岗事件，被迫降低军衔，比如贺晋年（原本应授予中将军衔的兵团级干部最终被授予少将）。另外，一些高级领导转到地方工作，失去了获得军衔的机会。

考虑到没有元帅代表、大将级别的代表，因此必须有陕北红军的上将代表。

实际上，陕北出身的将领本来就不多，而且许多人受到了高岗事件的影响。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决定，贺晋年甚至差点被授予少将军衔（通常情况下，兵团级干部会被授予上将、中将军衔，而贺晋年是唯一一个被授予少将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陕北红军出身且与高岗无关的人选着实不易。最终，唯有转业到地方的阎红彦符合条件。

阎红彦于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陕北武装革命斗争和晋游击队，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在军队任职期间，他曾担任30军军长，根据他的职务和资历，应该是副、准兵团级别的干部，与上将标准相符。阎红彦历史清白，1942年反对高岗的行为使他免受牵连。

因此，在授衔时，贺晋年无缘陕北红军代表，被授予少将军衔。而阎红彦则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因其历史和军衔符合标准，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被任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