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6日，奉命增援兖州的吴化文整编第84师残部，惊魂未定地逃回济南，在华野九纵的猛烈追歼下，整84师损失高达10000余人，被俘旅长以下7584人。王耀武本来就瞧不上这支杂牌军，看到吴化文如此狼狈，将其大大训斥了一番，结果发泄完怒火没有几天，王司令官又后悔了。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

王耀武是真心鄙视杂牌军头吴化文，抗战胜利之后他负责全面接收山东，而吴化文所部时驻兖州，成为其直接下属，在与解放军的交手中，吴部多次抗命不前企图保存实力。

到1946年初，实在不堪忍受的王耀武密报南京，决定将吴化文诓到济南解决掉，不料事泄，吴化文死活不肯奉令前往济南，再经过上下一番打点，总算躲过一劫，但是两人关系一直不睦。

时间到了1948年的7月底，王耀武感觉这个时候再整治吴化文，反而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兖州解放以后，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大概率是孤城济南。

而济南的守备兵力又严重不足，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对手握重兵吴化文似应以拉拢为主，此时一味地排斥和修理，万一给逼反了怎么整？

有鉴于此，王耀武立马电请南京，要求给吴化文升官！校长接电表示很不理解，你王耀武之前那么讨厌他，并且吴部打仗又那么菜，干嘛还要给加官晋爵？

王耀武心急火燎的，不久利用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当面说服校长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快南京的正式的命令就下来了：吴化文着即晋升整编第九十六军中将军长、仍兼整编第84师长。

打了败仗还能升官，并且是直接跃升“兵团级”军事主官，真乃咄咄怪事，然而王耀武为了守住济南 ，全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毕竟他手中的正规军数量实在有限。

一、吴化文起义态度摇摆不定

需要说明的是，在1948年8月进行的序列和番号调整中，南京方面考虑到济南大战将至，决定济南守军暂不调整，仍然保留整编军、整编师、整编旅的编制，而华东地区其他的敌军部队，当时已恢复成为兵团、军、师的序列。

济南守敌虽号称10万余众，实际上正规军只有整编第2师、整编第73师、整编第84师，其他皆为保安部队和临时拼凑起来的地方武装，后来又空运到整编第83师的一个旅和整编第74师的七个连。

其中吴化文的部队就占到了正规军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才是王耀武捏着鼻子笼络他的原因，所谓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其实就是个空架子，只下辖一个整编第84师和一个独立旅，无非是吴化文的职务级别上去了。

包括这个独立旅，还是王耀武调拨了一个山东保安旅补充给吴化文，在济南战前匆匆成立的，不过吴化文的军职既然提升了，便够资格出任了“济南西守备区指挥官”，有权节制整编第2师等其他部队。

（吴化文的防区图）

吴化文自兖州败逃回来之后，念及损兵折将，又遭王司令官痛斥，回家曾经大哭一场，萌生了脱离反动阵营的念头，其妻林世英一边安慰，一边劝说：“徐曰政（被俘的旅长）被俘，这是个例子，我现在只是担心你的生死”。

林世英是吴化文的第三位夫人，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其原配马玉珍早逝，第二任赵华珍表面上是个护士，其实是戴笠的干女儿和军统特务，是受命来监视的，并且比吴化文整整大了8岁，后来逐渐失宠。

吴化文倒是个孝子，1936年奉父母之命娶了济南名门之后林世英，此时他已经是韩复榘的手枪旅长，吴化文也很宠爱林世英，只不过身上坏习气不少，所以林世英虽然衣食无忧，但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吴化文）

早在1947年2月间，林世英的姨表弟李昌言便来到济南，他是胶东区委的情报员，受组织派遣来到济南，寻机做吴化文的策反工作，并且很快就赢得了林世英的信任，开始逐步影响姐姐的思想。

某日，林世英邀李昌言同游趵突泉，谈话间突然对表弟说道：“我知道你是八路，我早想和你谈谈”，这话把李昌言吓了一跳，经过认真深入的交流，知书达理的林世英同意，去做丈夫的工作。

其后一段时间，林世英不断给吴化文分析时局，吴化文意识到她很可能与我党有联系，1948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试探妻子说：“你无论如何给我找找出路，我要同地下工作人员对话”。

毫无地下斗争的经验的林世英，当即将李昌言的事情和盘托出，不料吴化文当场翻脸，把手枪拍在桌上大吼：“推牌九两边押，你给我讲”！林世英反唇相讥，气得吴化文举枪威胁，幸亏吴父吴之斋闻讯赶来，进门将枪夺下。

第二天，吴化文在父亲的压力下向林世英赔礼道歉，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不久从兖州败退回来后，吴化文终于有了起义的念头，然而南京方面的升官许愿，又让他的思想一度动摇起来。

二、饶漱石给出上中下三策

1948年8月初，吴化文感觉济南情况不妙，立场又有了变化，特地把李昌言约来谈话，表示自己有起义的打算，希望李昌言潜出济南，替他联系到陈毅司令员，也就是一定要与我军高级首长直接接洽。

李昌言答应帮忙，拿着吴化文开具的特别通行证出城，于8月4日赶到了华东局驻地：益都县闵家庄，自报家门后，向华东局统战部汇报了吴化文的相关情况，统战部长胡立教随即联系胶东区委，核实李昌言的身份。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鉴于陈毅司令员正在中原局工作，胡部长直接将情况汇报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详细说明了吴化文的思想动态和起义要求，饶漱石对这件事非常重视，认真考虑后给出了具体的指示：

饶漱石认为，吴化文在历史上是有罪恶的，尤其是抗战中期曾经投敌，并秉承日军的意旨，在临眗一带大肆烧杀制造“无人区”，民愤极大，因此对他的期望值不能太高，不过也同意地下党继续做工作。

他要求华东局的敌工部门，要派出专门的人员去建立联系，在工作中对吴化文要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争取戴罪立功，同时给吴化文带去上、中、下三策，供其决择：

上策：单独起义解决济南；中策：里应外合，待解放军靠近时配合行动；下策：顽抗到底。李昌言带着饶漱石的指示，于8月13日返回济南，当面向吴化文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意见，以及饶漱石给出的三策。

吴化文当即表示要走上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华东局提出“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又表现出明显的犹豫，说明其内心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态度仍有所摇摆，林世英期间也反复劝说。

（抗战期间投敌）

1948年8月下旬，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已大举围城，吴化文又慌了起来，8月28日紧急约见了李昌言，给出了用于联络的密电码，同意跟解放军建立电台联系，然后派人护送李昌言再次出城。

无线电通讯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吴化文的起义决心仍不明朗，华东局敌工部门曾通过电台，要求吴化文提供济南城内的准确情报，同时核实我方已经掌握的城防部署情况，然而吴化文迟迟不予答复。

面对这个摇摆不定的杂牌将领，华东局统战部门、济南市委的同志们都很头疼，下一步工作究竟怎么开展，要不要继续争取吴化文起义，大家心里都迷茫起来，9月2日，他们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火速赶往济南前线指挥部。

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在前指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同志，首长们认真听取了关于争取吴化文起义的工作报告，谭震林略经思考，给出了重要指示：

三、谭震林火线做出准确预判

谭震林讲了四条，其中第一条最准确也最重要：“吴化文是军阀出身，善于应付，但是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是有可能的，他最后五分钟都可能动摇，我们在最后五分钟也不要放弃对他的争取”。

显而易见，山东兵团首长对吴化文的脉是摸得很准的，若想促成吴部的起义，必须是在解放军正式发起济南攻坚战以后，否则吴化文依旧会首鼠两端，换句话说，在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主动选择“上策”的。

而一旦华野兵临城下，并且对济南发起猛烈攻击，吴化文“最后五分钟都可能动摇”，为了尽快解放济南，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谭震林认为还是要争取吴部在合适的时机起义，但是有些话必须要跟吴化文讲清楚。

（谭震林）

第二条：转告吴化文，济南一定要打，并且一定能够打开，不要抱什么幻想。

第三条：对吴化文的要求能大就大，比如扣押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让出一条路来也是好的。

第四条：要讲明政策，承诺一定保证吴化文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其所属部队，起义后按解放军的原则实行改编。

谭震林的指示具体而清晰，济南市委、华东局统战部立即贯彻执行，成立了联合领导小组，再派两名同志（黄志平、辛光）陪同李昌言，冒险潜回济南，一起加强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

（起义之后）

吴化文的不断摇摆和小心翼翼，倒是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保密性比较强，他的顶头上司王耀武，对吴化文和解放军秘密联系的情况，居然毫无察觉，在这方面的敏感性，远远不如“学长”杜聿明。

也是在8月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到济南开会时，私下对王耀武说：“吴化文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靠不住，要注意他”！言外之意，不可授予吴化文过重的兵权，甚至应该换掉他。

王耀武当即表示，没有发现吴化文跟解放军联系的证据，也就没有理由撤换他，为此，两个人还特地征求了总司令刘峙的意见，坐镇徐州的上将刘峙大咧咧回复说：吴化文在抗战时当过伪军，与八路军打得很厉害，结下的仇恨很深，我看他不致有什么问题。

刘峙的看法跟王耀武不谋而合，因此王司令官认定，吴化文应该不会“反水”，大战在即还是以拉拢为主，并且吴化文的部队都部署在济南城外，让他跟解放军在一线拼命·，打光了也无所谓。

四、吴化文“最后五分钟”宣布起义

地下党争取吴化文起义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整个9月上旬，黄志平同志冒着巨大危险，往返城内外三次汇报吴化文的动态，华东局和山东兵团的首长们最后一致认为，吴化文没有单独起义的决心，也没有这个力量。

既然如此，想让吴化文走“上策”是不现实的，应当力争走“中策”，即在华野发动攻击之后，吴部选择合适时机举行阵前起义，至9月12日，华野兵锋直指济南西郊，吴化文果然有动作了。

吴化文的电台发来消息，声称“一切事项已大致就续”，同时请求我军宽限几天，他要把老父亲接到济南，以便解除后顾之忧，我军对此态度予以肯定，三天后，吴父乘飞机抵达，此时距离华野发起总攻，只有24小时了。

1948年9月16日深夜，济南战役正式打响，次日拂晓，吴化文的电台再次发出消息，称王耀武已命晏子风率预备队增援西线，华野攻坚西兵团指挥员、十纵司令员宋时轮，立即调整兵力实施打击。

为防止误击吴化文的部队，宋时轮通过电台要求：“如贵军前沿部队与我军接触，请即后撤集结，以免误会”，然而却得不到吴化文方面的任何回复，战后查明，关键时刻是电台出现了故障。

宋时轮只好派出交通员，在我军火力掩护下穿过前线，进入吴部阵地后，向李昌言传达了命令，几位同志立即与吴化文交涉，然而吴化文坚持不肯放弃阵地，只同意让开阵地北边的一条路，以供华野超越攻击商埠。

至9月18日凌晨，吴部仍然控制着飞机场以南的有利阵地，“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暴露无遗，宋时轮司令员看得很明白：吴化文是要我军绕过他的防区，直接进攻商埠，如果我军得手他就起义，如果攻击受挫，他就另做打算。

当天上午9时，吴化文奉命前往王耀武的指挥部，当他听说济南东郊的茂岭山、砚池山等主要阵地，已经全部被华野拿下时，心中大惊，知道济南肯定守不住了，于是连王耀武准备的面条都没吃，匆忙赶回整九十六军军部。

此时宋时轮等首长认为，如不给吴化文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推动该部战场起义的，遂下令华野三纵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向吴部第151旅的阵地发起进攻，不到半小时，就消灭了吴部的一个营。

吴化文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对着部下大叫：“打，只有打，才有饭吃”！军部的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面对他随时翻脸的可能，几位地下党同志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纷纷手枪上膛，李昌言表示，即便如此也不能放弃最后五分钟的机会。

于是三人共同往见吴化文，义正言辞地表示：“贵军不执行协议，一再拖延，致使发生冲突，责任全在贵军，如不设法挽回，解放军必将集中兵力把军长的部队消灭，后果不堪设想，请军长三思”！

吴化文终于冷静下来了，认识到如今只有起义一条路了，于是请求我军停火，于9月19日夜里正式宣布起义，当夜22时，华野攻击部队全面接管吴部阵地，开始攻击商埠和火车站

（济南解放后）

结语：

吴化文的阵前起义，尽管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但是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也包含着地下工作者们的不畏艰险和不懈努力，以及华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对吴化文本人的准确判断。

1948年10月9日，谭震林在给西柏坡的战役总结报告中，全面评价了吴化文起义的过程和意义：“吴部起义，我即攻入商埠，十纵机动攻入车站，迅速攻至普利门以北，造成了提早攻击外城的有利条件”。

“使整个战役各个阶段形成连续作战，陷敌无喘息机会，迫敌处在由吴部起义所引起的部署缺陷无法调整的恶劣条件下作战，这也是迅速解决济南的重要条件之一”！应该说，谭震林的评价还是客观而准确的。

确实，吴化文整编第九十六军共2万余人战场起义，等于将济南西线突然撕开一个大口子，令王耀武猝不及防，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胜利进程，后人赋诗云：“化文明智举义旗，耀武扬威败得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