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暴徒袭击日本母子，并导致中国同胞遇难的恶性刑事案件，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海内外影响。
而就在悲剧发生一周前的6月15日至18日，由省委书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刚刚对日本奈良、京都、东京、福冈等地进行了考察访问。期间还在福冈市天神公园举办了一场“水韵江苏”文旅嘉年华，全方位展示江苏独特的人文魅力。
今年是福冈县与江苏省结好32周年（注：结好：交结，亲近，出自《周礼·春官·典瑞》）。几十年来，在江苏的日企累计已超过6800家，总规模在中国保持前列。光是苏州一市，就累计引进了3000多家日企。
像这次发生袭击案的苏州高新区，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一片农田，当时的市长章新胜一趟趟往日本跑，在各地举办大型招商会。在苏州政府的盛情邀约下，1993年，首家日资企业苏州日电波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入驻苏州高新区。
此后30多年，松下、佳能、爱普生、富士胶片等知名日企相继落户苏州高新区，并不断增资扩产，比如日电波公司就先后6次增资。高新区逐渐成为苏州日资日企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共有768家日企，占苏州全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18家世界500强日企。日企贡献了全区20%的工业总产值、25%的进出口总额。
可以说，正是在包括日资日企在内的各类外资外企的助力下，没有任何政治光环、优先政策的苏州，才得以崛起为GDP全国第六、地级市第一的经济强市。
当然，受惠的不只有苏州。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访日。在大阪，邓小平一行冒着细雨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83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随即，松下电器开始在中国投资，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此后，日立、三洋、东芝等日企陆续登陆中国。到2005年，中国商务部更是把中日合资运动写进了报告里。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日本则是次于东盟、欧盟和美国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日资日企遍布全国各地。
根据2023年3月公开的中国本土法人登记信息，光是松下控股一家，在华雇员数便达到74128人，其中位于苏州的松下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就有约1.8万名员工。而日产、丰田、本田等几大日本车企在华雇工人数也都在4万人左右。
我统计了下，目前在华的前20大日企，总共雇佣了近46万名员工。另外在我们可以切身感知的零售、餐饮领域，几大日资连锁品牌，如罗森在全国开了近6000家门店，711开了3300多家……这些门店同样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被誉为“苏大强”的江苏，不仅是日资日企在华的重镇，也是外资第一大省。
数据显示，中国共有外资企业45万家，其中江苏一省就高达21万家，占了全国外资的将近一半。光是一个县级市昆山，当地的外资企业就达到3万家，而苏州全市的外资企业则有9万多家。
2023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253.4亿元，是全国唯一超过250亿的省份。利用外资前10大城市中，江苏一省就占了3席，分别是苏州，69.05亿，全国第5；南京，49.4亿，全国第8；无锡，41.2亿，全国第10。
如果说，80年代的乡镇经济是苏南模式的1.0版，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以新加坡苏州工业园、“中国德企之乡”太仓为代表的外资经济，则是苏南模式的2.0版。它不仅助力苏南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整个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秘诀之一。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要技术没技术，要资金没资金；当时的国营工厂，既不懂管理，也不懂市场，一切都得打开国门向外国学习。所谓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重点则是对外资外企开放。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也经历过一个转变。最开始，我国主要通过对外借款的形式来引进外资。1979至1991年，中国合计对外借款525.6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的65%，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仅有250.6亿美元，占比31%。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大局基本确定，特别是各种鼓励性优惠政策以及相关立法的出台，比如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二十二条），外企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以及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外商直接投资一路攀升，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到1994年时，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一度达到了23.6%的高值。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这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扩大外资的准入领域，增加政策透明度。在此框架之下，国内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庞大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实际利用外资额也逐年攀升。
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到2022年更是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是1891亿美元）的巅峰。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4年，《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出台，外商投资项目管理开始由全面核准制转向普遍备案和有限核准。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之后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外资禁止和限制的产业种类进一步减少。
时至今日，外资外企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复苏的助推者，变成中国发展的共舞者和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内外资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紧密关系。
看不清这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而还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和暴行。
如今有些人说起外资外企外国人，总觉得他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来占我们的便宜，赚我们的钱。把他们赶走，或者人家主动跑路，没什么大不了的，反倒可以把市场腾出来，留给民族企业。这种想法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资企业一直作为中国短缺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者、更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者、更高水平的企业制度载体和市场体系参与者，以及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供者而存在。
比如今天很多人自豪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将其归功于改革开放前的勒紧裤腰带，或苏联援助。但且不说苏联援助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即便是当年“援助”的技术，到改革开放时，基本也都已经落伍了。
以苏联援建的长春一汽为例，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曾前往日产汽车公司参观，当得知该厂人均每年汽车生产量为94辆后，深有感触地说，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93辆。
同样是生产汽车，日本竟是中国的几十倍，面对巨大的差距，邓小平陷入沉思，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
所以后来，当中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而美方提出希望搞合资经营时，邓小平当即作出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快速成长为继日本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工厂”，主要就是得益于外资大量进入汽车、机械以及电子电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工业领域，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难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