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宋希濂第一批特赦，功德林争议很大，徐远举更是怒斥不公平。这一切的起因都要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起。那一年，新中国执行了宽大的特赦政策，让不少曾经的＂死罪犯＂获得了新生。然而，这一人道主义的举措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为之振奋，渴望获得新的人生；有人则怀疑党的用心，质疑优待的公平性。最终，宋希濂等人被特赦一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更是见证了那个伟大年代的人性光辉。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争议的核心又是什么？徐远举为何会如此暴躁？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紧紧围绕着红砖高墙，就像一座恢弘而森严的城堡，将那些曾经狂妄自大、胆大包天的国民党将领们困在其中。他们中有权倾朝野、骁勇善战的名将，也有权力滥用、罪行累累的罪犯。

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宋希濂了。这位湖南湘乡人自幼就家学渊源，受家人熏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他曾投身于热血沸腾的＂五四＂学生运动，与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同前往广州，步入革命的大潮。后来，他们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

起初，宋希濂也曾被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所吸引，一度加入过党组织。但在＂中山舰事件＂后，他却选择了退党，转而追随蒋介石，从此成为国民党军的一员。北伐战争时期，宋希濂随部队转战江西、福建、浙江，一路立下赫赫战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希濂亲率部队远征滇缅，在惠通桥、滇西等阻击战中建功立业，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因而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嘉奖，并被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

可是，解放战争一打响，宋希濂就站在了错误的立场。1949年12月，他在大渡河一带被解放军俘虏，遭到关押。起初，宋希濂对革命政权怀有敌意，态度极为蛮横顽固。有一次，年轻的解放军记者想为他照几张相片，他却一连五次扭过头去，惹恼了在场的战士们。

面对杨勇将军的开导，宋希濂虽有些动摇，但依旧半信半疑。直到1950年春，他的老朋友、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专程前来看望，宋希濂才彻底放下了戒心。陈赓一再劝说宋希濂好好学习、接受改造，才使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1959年12月4日，一场备受瞩目的大会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召开。会上，宋希濂和杜聿明等10人被点名成为新中国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这一决定来自党中央的深思熟虑，背后饱含了几层深意。

首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道主义精神的写照。党中央秉持宽严相济的方针，决不怀恨在心，而是以仁慈之心待人。对于那些重新认识错误、积极改造的战犯，党中央欣然给予特赦，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过上新的生活。这正体现了党的宽广胸怀和博大仁爱。

其次，这是党中央力争两岸和解的一个重要策略。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仍扎根台湾，两岸形势十分紧张。通过首批特赦，党中央希望借此影响、感化更多曾效力于国民党的将士，让他们认清是非，与人民决裂，为终极统一阶段扫清障碍。

再者，这无疑是党中央赢得更多战犯心理的一记重要一招。宋希濂等人曾是国民党身经百战的劲旅，他们的获释无疑会在战犯当中引发强烈反响。这无疑会激励其他战犯加大改造力度，以期也能获得宽大处理，重新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当晚，特赦名单公布后，战犯们回到宿舍就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起来。大家无不对能获得首批特赦而感到惊喜，这无疑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宋希濂和杜聿明更是抽时间前往宿舍，与战友们亲切交谈，解答疑虑，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改造。

从此，功德林里掀起了一股学习改造的热潮。平日里默默无闻的战犯也开始踊跃举手发言，揭露自己的黑历史。就连性格叛逆的＂刺头＂康泽，也一股脑儿交代了大量关于军统、中统的内幕，以求改过自新。可以说，党中央的这一人道主义决策，成功唤醒了广大战犯重生的渴望。

虽然宋希濂等10人被特赦的消息在功德林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战犯们对此却反应不一。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则暗自忿忿不平。

比如战犯沈醉和文强就在回忆录中提到，特赦名单一经公布，不少同袍便开始质疑宋希濂为何能入选。毕竟，这位曾的确是死罪难逃之徒，罪行确实不小。

沈醉回忆道:＂当年宋希濂为国民党效命，手上沾染了不少同胞的鲜血，怎能这般轻易被特赦？＂类似的质疑之声，在当晚的宿舍里不绝于耳。

最为激动的莫过于脾气暴躁的徐远举了。据回忆，徐远举当时怒斥道:＂我也一直积极接受改造，材料上从未隐瞒过去，为何宋希濂等人先行获释，我却还无着落？＂

显然，徐远举对于宋希濂等人的特赦深感不平等。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央军统局局长，徐远举自视甚高，极为自负。如今见他人先一步获赦，他难免会有失望和郁闷之感。

不过，也有一些同袍对此则是深有感触。比如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卢子璜，就曾将宋希濂比作＂有福人＂。他由衷羡慕宋希濂能得党中央这般厚爱，体现了党的宽大胸襟。

还有一些长期被囚的老资格战犯，对宋希濂等人能获特赦无疑是暗自高兴的。彼时的他们年事已高，在狭小的牢房里备受摧残，难免日思夜想能早日获释。看到同袍能被特赦出狱，无疑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战犯对特赦表现出坦然接受的态度。他们认为，改造有功者必将获释，党中央的判断无疑是公平合理的。于是，他们更加卯足了劲儿投入改造，渴望有朝一日能如宋希濂一般走出牢狱之灾。

总的来说，宋希濂等人的特赦虽然在功德林引发了轩然大波，但也为更多的战犯注入了改造的勇气。至此，一股全新的风气在战犯管理所里渐渐形成。

宋希濂等人获得特赦，标志着他们结束了漫长而艰难的改造历程。在狱中的这些年，他们经历了巨大的思想洗礼，最终重新审视了自我，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对宋希濂而言，改造之路可谓困难重重。起初他对革命政权怀有极大的偏见和敌意，屡次表现出蛮横的一面。但随着党的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加之老友陈赓的再三开导，宋希濂渐渐放下了成见，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改造中，党的工作人员还安排宋希濂参与了一些有益的劳动。比如从事农活时，宋希濂就学会了劳动人民的艰辛，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在看守所里打扫卫生时，他也感受到了劳动创造了整洁有序的环境。可以说，各种实践活动帮助他逐步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念。

除了思想的重塑，狱中的磨砺还让宋希濂学会了谦逊和自省。原先的他志得意满、目空一切，而如今则变得谦和有礼，乐于向战友们学习。宋希濂常说，如果我们当初不选错立场，现在恐怕早已成为革命的功臣了。这种自我反思的品质，正是他在改造中汲取的宝贵财富。

随着宋希濂的改造不断深入，他对新中国充满了由衷的热爱和信任。1954年，他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被批准入党。此后，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事业中去。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宋希濂常年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负责开展思想教育，号召大家从思想上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

当然，除了宋希濂，其他获赦的战犯也都在改造中重新焕发了生机。比如杜聿明，这位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在狱中就表现出了积极改造的态度，主动揭发了大量重要情报，为新中国的反间谍斗争做出了贡献。另一些人则在改造中学会了技艺，为将来重新步入社会做好了准备。

总的来说，宋希濂等人都在狱中的环境中经受了残酷的考验，也收获了宝贵的认识。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习惯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成为了一个个堪称＂新人＂的存在。而党中央这次特赦，也给予了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的新机会。

获得特赦后，宋希濂等人重新走上了社会，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他们纷纷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宋希濂最先被分配到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担任了编审员的职务。那是一个专门整理史料的部门，与宋希濂的学识渊博十分相符。在那里，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认真翻阅各种资料，为总结历史经验贡献自己的智慧。

几年后，宋希濂又被调往北京军区，主管战史征编工作。借助自身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他带领团队深入地方，广泛收集各路征文资料，为保存战史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段日子里，他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布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各个角落。

除了宋希濂，其他获赦者的去向也各不相同。比如杜聿明，这位前陆军中将则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机关做了一名编译员，负责将外国资料译为中文供领导阅读。后来，出于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杜聿明还被派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使他的外语水平和军事理论素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至于前国民党军统局长徐远举，他则被分配到了武汉华中农学院，担任了中文教师一职。尽管这与军旅生涯有着天壤之别，但徐远举依然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他不仅将自己掌握的所有中文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们，还撰写了多本教材，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对于宋希濂等人来说，从战争年代的军阀走到和平年代的普通公民，这个转变无疑是巨大而艰难的。有一次，宋希濂曾感慨道:＂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在战场上还要更加残酷，因为我们要适应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咬牙继续向前，一步步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此外，获赦后的宋希濂还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人民大学堂和其他场所为干部群众作报告，讲解战史知识。在他们眼中，只有让更多人了解那段残酷的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悲剧。

总之，在新中国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宋希濂等获赦战犯都尽自己所能地为国家建设贡献了力量，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新生的诗篇。他们昔日英勇战阵，今朝踌躇满志，为祖国换了个崭新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