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演变为人类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宏大叙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德绑架意味的ESG运动，也许正在朝着与初衷相反的方向演进。
创造美好环境，让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以造福人类，这些口号真得很美好，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似乎也不会（或不敢）反对。多年前芝加哥大学的Tirole教授在评价利益相关者论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反对企业发展兼顾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目标。一个科学的争论焦点应该集中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这些目标本身”。在今天举行的芝加哥大学中国论坛上，围绕论坛的主题之一ESG，我想和朋友们分享我的四点思考，体现为以下的四句话。
第一句话，“ESG运动一定程度已经偏离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开始演变为人类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一种宏大叙事，道德绑架的色彩和意味渐浓”。
ESG是由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英文首字母组成的强调企业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概念。这个二十年前由联合国相关机构提出的概念，其实只是引导企业行为的诸多倡导之一。既然只是倡导，就是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共同推动下，ESG 运动以规范公司治理为名义，通过ESG评级和信披要求，强制或半强制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付诸行动。在20 年的时间里，ESG 运动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公司治理实践的热潮。
在中国，尤其不缺乏强调保护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重要性的气候和土壤。在短短数年内，像资本运作、市值管理等概念一样，ESG不仅成为指导投资机构选择投资标的的重要关注事项，更是成为一些企业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方面，以及上市公司（尤其是国资）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企业董事会中纷纷成立有关ESG的专业委员会，花重金聘请专业机构编制发布ESG报告。围绕ESG各种评级和排序如雨后春笋涌现。以ESG为主题的各种研究和研讨纷至沓来。
根据我的有限观察，不得不说的是，在很多传统职业面临挑战之际，ESG运动却真实地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除了频频看到企业发布的高薪招聘ESG人才的广告，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常会接到企业界朋友打来的电话，询问有没有优秀的ESG人才可以推荐。
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有意无意为ESG运动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那就是，一家企业只有发布了ESG报告（至于企业在ESG真实的投入是多少反而不是投资者最关心的），它才是一家尽到社会责任，不再唯利是图的良心企业；这家企业才会被主流社会接纳（而不是唾弃），从此诸事顺遂，万事大吉。与那些发布ESG报告的企业相比，没有发布ESG报告的企业似乎天然在道德上“低人一等”。
我一度有一种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当两家公司的董事长邂逅后，他们彼此的问候语变成，“您的公司发布ESG报告了吗？”。
第二句话，“对ESG热现象需要进行冷思考”。
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ESG运动狂潮如火如荼之际，在多年前南开大学召开的一次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对ESG热现象的冷思考”。我很高兴自己成为全球对ESG行为最早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看起来有点逆潮流而行，甚至离经叛道，但坚持独立思考，尊从内心，我对此并不感到后悔）。
当时我提出“对ESG热现象的冷思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思考和一个现实观察上。一个理论思考是，在分析了ESG运动倡导的实质内容后，我理解，ESG其实是传统的强调兼顾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利益相关者论的一个升级版，只不过更加聚焦而已：从抽象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和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利益兼顾艰难的平衡，到相对具体的大家普遍关注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问题。因而，ESG与之前的利益相关者论相比，确实“找到了一个好的最大的公约数”。
尽管是利益相关者论的升级，但我还是看到ESG本质上依然是“既要又要还要和各种要” 的利益相关者论得一面。“既要又要”的“各种要”显然违反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铁钉工厂”的讨论中所倡导的“专业化分工”思想。在亚当•斯密看来，我们之所以可以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贪婪。而“既要又要”却是我们既想吃到新鲜的面包，又不允许面包师贪婪。
芝加哥大学的先贤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说过，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创造利润。其实，企业已经通过纳税很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我们知道，税收的标准定义是“公共品的价格”。这意味着企业已经通过纳税为购买原本用于保护居民安全和提高公民素质的国防教育等公共品付出了代价，尽到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更何况企业还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参与社会分工，通过接纳雇员解决社会就业的问题，等等。
一个现实观察是，我所崇拜的一些企业家追求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并不热衷于人云亦云的ESG运动。我是股神巴菲特的崇拜者。然而，著名公司治理咨询机构ISS对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的评价却是，“对ESG治理方面不足，审计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职责，该公司没有适应一个ESG对业绩变得更加重要的世界”。而巴菲特对此不屑一顾地说，“当我有钱可以捐的时候，我就会把钱交给那些精力充沛、努力工作、聪明、用自己的钱去做事情的人（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会）。而我自己则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
我同样是马斯克的粉丝。在标准普尔的一家评级机构将在中国很多人看来再环保不过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特斯拉从一个主要的ESG指数中移除之后，马斯克称“ESG是一个骗局”，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
正是基于上述观察，2022年年中，在我长期观察的一家企业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开始发布ESG报告时，我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这是这家企业“走向卓越，还是步入平庸”的开始？
第三句话，“不切实际和不管不顾的ESG行为势必演变为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的一项成本” 。
传统上，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与经理人利益冲突严重，加强规范公司治理的一切举措似乎都具有监管的正当性，甚至政治上的正确性。长期以来，规范公司治理的举措是否会显著增加公司治理成本，甚至使一项原本好的制度蜕化为企业的负担，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纳入严肃的学术讨论主题。在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必然产生代理冲突，引发代理成本。结果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公司治理实践有代理成本，不知道有公司治理成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年前，受同样是芝加哥大学的先贤科斯教授关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启发，我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成本问题。所谓的公司治理成本指的是以规范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为目的而引入的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却使公司治理制度运行的成本显著提高，甚至高于最初试图降低的代理成本本身。
我理解，演变为人类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宏大叙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德绑架意味的ESG运动也许正在朝着与初衷相反的方向演进。我们并不能排除ESG运动未来演化为符合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但对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改善未能带来实质性益处，甚至逐步异化为一项公司治理成本的可能性。
2023年3月倒闭接管的美国硅谷银行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可能知道硅谷银行是一家致力于为硅谷高科技企业提供信贷融资服务的银行，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硅谷银行其实还是一家ESG业绩十分突出的标杆企业。在明晟指数的ESG评级中，硅谷银行的等级多年来一直都是A级。它不仅每年都发布专门的ESG报告，而且按照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WEF（世界经济论坛）要求的不同口径，对ESG进行专项披露。为此，它多次被《新闻周刊》评选的美国最负责任公司等。多年来硅谷银行在ESG上投入不可谓不多，为了编制各种口径的ESG报告，至少在组织架构上成立了许多ESG工作组。
那些鼓吹ESG运动的学者和媒体试图建立一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环境，将树立良好企业公众形象，由此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回报的实现机制链条。然而，现实中大量残酷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ESG其实“压根儿不赚钱”。鉴于ESG令人失望的回报率，美国很多基金公司悄然变更和删除基金名称中的ESG字样，甚至直接关闭ESG基金。不仅如此，以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等神圣名义形成的ESG外部评级压力，产生激励扭曲，使得一些公司有动机从事“洗绿”和“漂绿”等机会主义行为。2023年 9 月，德意志银行的投资部门 DWS Investment Management Americas 同意支付 1900 万美元，以了结对该公司涉嫌 “洗绿 ”的调查。我们可以把前者归于ESG的直接公司治理成本，而后者则可以归于间接公司治理成本。
第四句话，“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最重要、最真实和最现实的可持续发展”。
鼓吹ESG运动背后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环境无疑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造福人类，同样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我看来，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诸多可持续发展中也许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真实和最最现实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曾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其实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ESG运动。为了其他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证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和主张，把ESG还原到与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理性行为。我们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强调 “量力而行”，不要使其成为一项公司治理成本；我们鼓励企业从事ESG行为，但不是被社会舆论道德绑架，被监管和资本无奈被动驱使，而是发自内心，自觉自愿。毕竟，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创造利润才是一家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被道德绑架的 ESG扩大的公司治理成本和产生“洗绿”和“漂绿”等激励扭曲在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一些政治家攻击政治对手的由头，竞争的政治市场围绕ESG的激励扭曲和行为异化开始系统纠偏。而《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Chip Cutter甚至说，“ESG在美国企业界已经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积极参与2019年8月19日为利益相关者背书的《公司的目的》宣言签署的可口可乐公司从2023年开始已经把相关报告题目中的“ESG”悄然替换为“可持续发展”；等等。也许这些反ESG行为代表了未来公司治理实践的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