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约987年—约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担任过屯田员外郎、余杭令、定海晓峰盐场大使等职务。柳永自小便擅长创作诗词，尤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秦楼楚馆的歌女和教坊乐工填写词曲而著称。柳永在科举考试中多次失败，直至景祐元年（1034年）才终于中得进士。

尽管他的文学才华备受认可，但柳永一生都生活在困顿之中，并且可能未曾结婚。在他去世后，一些歌女出资为他举行盛大葬礼。柳永逝世之后，民众对他的怀念之情深重，每年的清明节，他们纷纷前往他的墓地进行纪念活动，这被称为“吊柳会”。由此，柳永的生平被赋予了一种传奇般的色彩。

柳永，作为婉约派的核心代表之一，对词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婉约词派，源于宋代，注重于语言的柔美、含蓄，其核心主题常涵盖离情别绪和个体的生活遭遇。这种词风在音韵、结构和风格上，追求细腻与和谐。明代张诞在《诗余图谱》中首次明确划分了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随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进一步强调婉约词的正宗地位。

追溯其起源，婉约词风始于温庭筠，被誉为“花间鼻祖”，而柳永则是该词派的正式发端者，后由秦观、贺铸等进一步完善，至周邦彦、李清照时期达到了巅峰。在北宋，如欧阳修、晏殊等都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到了南宋，又有姜夔、史达祖等继承和发扬这一风格。清代，随着词学的复兴，婉约词风再次受到重视，尤其是浙西和常州两派的词人。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柳永的地位尤为显著；他不仅是承前启后的桥梁，更是婉约词风的重要推动者。

柳永在文学贡献上主要显现在两个维度。首要，他是俗语填词的先驱，引领了以白话俚语作为创作语言的新趋势，开创性地将通俗词汇注入词曲之中，使得他的诗词更为贴近大众生活，广为流传并受到民众喜爱。其次，他在词曲形式上的革新，特别是对长调的推广，亦功不可没。

通过使用日常语言，柳永的歌词不仅丰富了词的内涵，还扩展了其表现范围，从贵族的私人空间延伸到了公共社会，从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基础。因此，他的诗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普及至各个阶层，以至于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之说。

与短小精悍的传统雅词相比，柳永的作品在主题内容上更加多元化和广泛，自然地推动了从短令向长调的转变。柳永之前，词作通常较短，而他将短令的形式延伸，创作出更多长度较长、结构多变的曲子，这些在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长调或慢词。如他的作品《浪淘沙慢》和《雨中花慢》，篇幅显著加长，相较于李煜和晏殊的同名作品，可见一斑。

柳永不仅推崇长调的创作，还积极指导音乐实践。通过注明宫调名称，确保乐工能按照正确的调子演奏。这一做法证明了长调和短调一样，均能够适应乐曲演唱的要求，进一步彰显了长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价值和适用性。

柳永的作品在《乐章集》中保存完好，其中近200首词流传至今。他的诗词主题多样，一方面表达了他作为文人的挫折与失落，如在《鹤冲天》中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反映了他面对科举失败时对名誉与财富的冷漠和不羁。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描绘了歌女舞伎的愁绪和离别之痛，例如《婆罗门令》中的“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及《忆帝京》里的“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这些不仅揭示了歌女的心境，同样映出柳永自己的情感波动。

柳永的创作风格尤其擅长描绘旅途的艰辛和服役的苦楚，如《雨霖铃》这一代表作所展现的。它以“寒蝉凄切”“骤雨初歇”的秋景为背景，细腻地刻画了恋人分别的心酸，并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仕途的失意与郁闷，使得读者感同身受。在这些作品中，他还以绚烂的笔触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比如《满江红》《望远行》。

他的《望海潮》更是生动地描绘了杭州城的繁华与美丽，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如此生动的描写让读者仿佛亲临其境。传说，完颜亮在阅读了这首《望海潮》后，甚至激起了入侵南宋的野心，从而显现出柳永诗词深远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柳永的文学成就对其后婉约派的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秦观，与柳永并称“秦柳”，其关于男女情愫的词作和柳永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而周邦彦，以其音律精妙的长调和描绘情感纠葛及游子行踪的题材，与柳永并列为“周柳”。对柳永作品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其中黄敬观在其《手评乐章集》中提出的评价较为中立。他将柳永的词分为雅致和通俗两种，认为后者承袭了五代时期的风韵，并开创了金元曲艺的先河，自成一格，堪比街巷民谣。

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也曾高度赞扬柳永的词作，认为其境界不亚于唐诗之巅峰，并且他的名作“大江东去”正是对柳永“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一句的巧妙借鉴和发展。柳永不仅继承了前人的遗风，还拓宽了词的题材范围，并对词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完善，其对后世的贡献，实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