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七八月间，我们这一支红军队伍，到达了藏族同胞聚居的毛儿盖。再往前走，就是荒无人烟的草地了。

为了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上级决定在这儿休息几天，筹备粮食。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因为几个月来，我们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已经感到十分疲劳了。

藏族同胞由于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我们还没有到达毛儿盖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跑光了。

我们看到藏族同胞都不在家，大家都没有住民房，也没有动藏族老乡的东西。我们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在树底下或房檐下露宿。

我们没有吃的东西，就到山上挖野菜、采蘑菇充饥。有一天，我们在山上，忽然发现了三十五头牛。我们估计是藏胞放牧的牛，就把它们全部都牵了回来，天天派人轮班割草喂养。

三天过去了，还是不见一个藏胞回来。同志们有些急了，因为藏胞不回来，我们就无法完成筹粮任务。

这时正是秋收季节，地里一片片都是成熟的麦子、苞米，可是不知道哪些是地主和土豪的，哪些是群众的，因此不好随便收割。

有些同志等得不耐烦了，想到地里去收粮食。李营长和张教导员虽然比我们更急，但还是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党的民族政策，要我们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

一天傍晚，哨兵送来了一个藏族青年。他看到我们一声也不吭。他的脸色阴沉、眉头紧皱着，似乎是又害怕又着急的样子。

李营长和蔼地告诉他，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用不着害怕。不知他是听不懂还是不相信营长的话，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气。

张教导员指指田里的庄稼，又带他到灶边掀开锅盖，指指锅里的野菜，意思是告诉他：我们红军没有动用他们的粮食。但他仍露出怀疑的神色。只听他用不熟练的汉语说：“牛？牛？”

李营长和张教导员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亲热地拉他到喂牛的地方。他一见三十五头牛，全都被喂得饱饱的，一头不少，高兴得手舞足蹈。

接着，这个藏族青年什么话也未说，立刻箭也似的跑出了村子。

许多躲在山上的藏胞，听到那个青年带回去的消息，知道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就解除了顾虑，连夜从山上赶回家里。

第二天，毛儿盖热闹起来了。在金碧辉煌的大喇嘛寺前，集合了许多穿着各色鲜艳服装的藏胞。他们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红军。

经过调查，营部决定一部分部队就地征用地主和土豪的粮食。我们这个连被分配到泸河对岸去筹粮。

从毛儿盖到泸河对岸有六七十里，藏胞听说我们要去那边筹粮，都主动要求为我们做向导。

我们连夜赶到泸河边上，正准备渡河，忽然对面传来了“砰砰砰”的一阵枪声。原来藏民们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企图阻止红军过河。

如果红军硬要强渡，双方就会有伤亡。因此，指导员决定请向导向对岸的藏民解释党的政策。但是，河宽风大，喊了半天也不见效。

后来，向导说上游有个渡河点，可以从那边转过去。连长、指导员研究后，决定由指导员带一半人和一个向导从上游渡河点悄悄渡过去，连长带另一半人和一个向导留在原地，以吸引住对岸的藏胞。同时，双方还约定了联络的信号。

我们留在原地的人都隐藏在苞米地里，从太阳升起一直等到太阳偏西，一整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大家都感到肚子饿了。但我们都牢牢记住上级的指示，谁也没有动藏族老乡的苞米。

傍晚，排长赵常胜同志见大家实在饿得难以支撑了，才请示连长决定摘些苞米叶子和辣椒叶子，煮一煮充饥。

一位老大娘看到我们煮“饭”的烟火，担心我们吃了她的苞米，拄着拐杖到苞米地里来探望。

她看到田里的苞米一个也没有少，被我们遵守纪律的精神感动了，立刻跑回家端来了一盆煮熟的苞米粒，请我们吃。我们不肯吃，她就一定要我们收下。最后，连长叫司务长收下，并给了她三块白洋。

入夜，对岸的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忽然，“砰砰砰”响起了三响手枪声。我们知道，这是指导员和我们联系的信号，说明他们与河对岸的藏胞已经联系上了。

我们过河以后，在藏胞的帮助下，立即上地主、土豪的地里去收割庄稼。这样，筹粮的任务总算完成了。

我们在毛儿盖虽然筹到了一些粮食，可是由于部队人多粮食少，结果每个人也只能分到三四斤粮食。

大家分到了粮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不仅是粮食，还是宝贵的生命，如果缺少了它，要想活着走出草地是很困难的。

大家都把这三四斤粮食当作宝贝似的。每个人缝了一个小布袋，把粮食装在里面。有的人还在小布袋上绣上了自己的姓名。大家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一刻也不离身。

一天早晨，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行军。我们带着这仅有的一小袋干粮，踏上了茫无边际的草地。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心寒！举目一看是茫茫无边的草原，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森的浓雾，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黑色的水散发着腐臭的气息。人和牲畜，偶一不慎，就会陷入泥潭爬不出来。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大。特别是天气变化很快，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是漫天大雪，一会儿又是冰雹骤下。这时，我们分辨不清东西南北，只好沿着前面的脚印，艰难地一步步走着。

晚上，气温骤降，人被冻得十分难受。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山坡，大家挤在一起取暖。风雨一来，衣服尽湿，地面上都是积水，大家只好在风雨中站着。

风雨、泥泞、寒冷、饥饿折磨着同志们，大家衰弱得两腿瘫软。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咬紧牙关，继续前进。

一天，我们正在水草中走着，忽然听到前面有孩子的哭声。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皮包骨头的孩子。那妇女怀里的孩子大声哭着

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心里非常难过。同志们都在这里停了一下，有的抓出一把炒麦递上去，有的摸摸干瘪的粮袋，含着眼泪走开了。

部队继续前进，忽然大家发现行列里少了一个同志——我终生难忘的好战友谢益先同志。

当大家都在惦记谢益先同志的时候，他气喘喘地从后边赶上来了。大家问他上哪儿去了，他说去看那两个孩子了。

谢益先同志告诉大家：那个妇女是川陕苏区的，亲人都被国民党杀了，她带了孩子和一些老乡在红军的掩护下，逃出了虎口。现在她们断了粮，大人能挨，小孩怎么受得了？

从这以后，谢益先同志有了变化：以前，一到宿营地，他就忙着帮大家打水、拾柴、烧水；现在呢，他放下背包，就一个人走开了，等大家吃完东西才露面。

谢益先同志是有意避开大家，去找野菜吃的。到了没有野菜的地方，他就背着同志们，喝上几口凉水充饥。

起先，大家以为谢益先同志把粮食吃光了，次数多了，秘密也就暴露了。饥饿使同志们的感情更深了。每逢吃饭的时候，班长再也不准谢益先同志离开，大家总是抢着你一瓢、我一勺地匀给他吃。

班长亲切地对他说：“千万不能把身体拖垮，过草地，还有想象不到的困难！”谢益先同志听了，笑笑说：“不要紧，我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我吃苦吃惯了。”

原来，谢益先同志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受尽剥削、受够痛苦。国民党反动派烧了他家房子，杀死了他的母亲。血海深仇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参军不久，就被同志们评为全连的好战士。

过了几天，谢益先同志的身体更虚弱了，大家常常看到他走在路上，两条腿直打晃。

谢益先同志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可是他对工作丝毫没有松懈：战斗打响时，每次传递信件都少不了他。

谢益先同志终于支撑不住了。他走一步喘一下，走几步就要躺一下。领导见他跟不上队，就叫副班长扶着他在后边走。

一天，在路旁休息的时候，谢益先同志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他还在想念那两个孩子。直到副班长告诉他，在团部看到了那个妇女和两个小孩时，谢益先瘦削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没说几句话，就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艰苦的岁月，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啊！大家流着泪掩埋了谢益先同志的尸体，举手宣誓：谢益先同志安息吧！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通过草地，将斗争坚持到底！

我们走出草地的那天，又看到了那个妇女，她带着两个孩子站在路边东张西望。当她一下子认出我们时，笑着问我们谢同志在哪里。

“谢同志那天送干粮给我时，再三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要不是粮袋上绣着一个‘谢’字，我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这个妇女一面说着，一面拿出了粮袋。

她接着说：“那天红军大队走过去了，谢同志站在我跟前问长问短。后来，他把自己的粮袋给了我，我坚决不要，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见到这位活下来的母亲和两个小孩，不禁又想到被饥饿夺去生命的谢益先同志。他把生死攸关的粮食送给了这个妇女和她的孩子，这种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使我们万分感动。我们都忍不住落下泪来。那个妇女看到我们哭了，不安地问：“出了什么事？”当她知道谢益先同志已在草地牺牲了，她眼圈红了，泪水顺着干瘦的面颊流了下来。

她弯下腰一字一顿地对着两个孩子说：“孩子，要记住！我们是红军叔叔用生命救出草地的。”说完，她紧紧地搂抱着两个孩子，眼泪扑簌扑簌地落在孩子们的脸上。

红军万里长征，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但谢益先同志的光辉形象、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克服困难，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