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轮黄日》是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发表于2006年的长篇小说，也是她的第二部长篇。

小说发表之后即引起巨大反响，并斩获来年的英国女性小说奖。

事实上这并非是阿迪契首次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早在2004年，年仅27岁的阿迪契就凭借首部长篇小说《紫木槿》闯入了布克奖的长名单；而在《半轮黄日》之后，阿迪契的第三部长篇《美国佬》再次让她收获无数荣誉，以至于被称为是离诺奖最近的70后作家。

当然，抛开上述标签，作品是我们认识一位作家最有效的方式，让我们将视线放回到这本《半轮黄日》。

写下《半轮黄日》的阿迪契尚不满30岁，可她却用非同一般的雄心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首先，《半轮黄日》是一部历史小说。过早地接触历史题材，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更棘手的是，《半轮黄日》所聚焦的尼日利亚内战，是阿迪契并未亲身经历过的。战争发生于60年代末，而阿迪契出生于十年后的70年代末。

贸贸然书写历史，尤其是并非自己亲历的历史，很容易流于表面，失于细节，乃至被扣上消费历史的帽子。

然而，看完整个故事，我们会发现阿迪契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天才姿态克服了上述种种难题，呈现出了一部尤其成熟的作品。

难怪尼日利亚大作家阿契贝会对之不吝赞语：“阿迪契初出茅庐，却已几近成熟。”

《半轮黄日》讲述的是发生于1967-1970年间的尼日利亚内战，1966年的两场政变最终引燃了这场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以及史无前例的饥馑的内战。

内战期间，尼日利亚分裂成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人组成的尼日利亚，和信仰基督教的伊博人组成的比亚法拉共和国。

伊博人在内战中惨遭屠杀，其苦苦维持的比亚法拉共和国也在短短三年之后被灭亡，尼日利亚复归统一。

内战发生在短短的三年之间，然而《半轮黄日》中所讲述的艰辛悲剧与跌宕风云却仿佛长得望不到头……写史诗的作品很多，但阿迪契成功地写出了一种史诗感。

阿迪契对于这一历史题材的匠心直白地体现在本书的书名当中，“半轮黄日”是短暂的比亚法拉共和国国旗上的图案，而它所代表的内涵更是暗含了作者阿迪契本人的殷切期望，这一点我们稍后还会谈及。

除了书名之外，年轻的阿迪契对于小说结构的把控也表现得相当老练。

小说采用多视角多线叙事的结构，从乌古、奥兰娜、理查德等人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他们性别不同，阶级不同，甚至肤色和国籍也不同。这种强烈的差异性再次证明了阿迪契呈现复杂历史的抱负。

同时《半轮黄日》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叙事的时间线往返于60年代初与60年代末。

60年代末这一时间线非常好理解，因为这正是尼日利亚爆发内战的时间。那为什么阿迪契要从60年代初开始写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着阿迪契的另一重匠心：因为1960年是尼日利亚独立的时间。

但千万别误会，这一时间绝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结束，而意味着后殖民时代的开启。

阿迪契极具耐心地从60年代初的尼日利亚社会开始描述，正是为了给读者呈现，后殖民主义是如何持续困扰着踉跄前行的尼日利亚的。

小说中这样说道，“在我们这个后殖民世界里，真正的悲剧不是大多数人无权决定他们是否想要这个新世界，而是没有谁给大多数人提供成功应付这个新世界的工具。”

后殖民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遗毒，不仅持续让被殖民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也是最终引燃尼日利亚内战的元凶之一。

1960年宣告独立的尼日利亚并没有如愿走上真正独立的道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外国势力的博弈场。

小说中奥兰娜的爱人奥登尼博言辞坚决地反对这种将尼日利亚当做棋盘的无耻行径，他坚持尼日利亚的道路应该由尼日利亚人民自己来决定，为此他讲出了一个极其漂亮，同时也极其振聋发聩的比喻：

“能推动我们的人民前进的东西才重要，我们做个假设：资本主义民主在原则上是好东西，但如果是我们这种资本主义民主——有人给你一条连衣裙，告诉你说，这条连衣裙看上去与她们自己的一模一样。但你穿上不合身，而且扣子也掉了——那么你就必须抛弃，按你自己的尺寸量身定做一条连衣裙。你必须这么做！”

对于尼日利亚未来图景的考虑，让奥登尼博和奥兰娜在见识过豪萨人疯狂屠杀伊博人之后，坚定地站到了比亚法拉的一边。

但值得引起读者重视的是，在《半轮黄日》当中，阿迪契从来没有简单地站队指责或者制造对立，她致力于刻画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后殖民时代与内战交织下的复杂性。

这是《半轮黄日》最大的亮点，也是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

上面说，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遗毒是引发尼日利亚内战的元凶之一，但阿迪契并没有将内战爆发的全部罪责推到外部势力的头上。

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或许能让自己占据道德优势，但这并不真实。尼日利亚自己需要为这场内战承担罪责，这既包括尼日利亚，也包括比亚法拉。

看懂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阿迪契要以一群性别、阶级、肤色都不相同的人来作为主人公了。

理查德作为一个白皮肤的英国人，但在故事里却成为了比亚法拉的捍卫者，反抗西方媒体对尼日利亚的污蔑与轻视。

借小说中主角们的故事，阿迪契或许也在传达一种世界大同的理念：不同性别，不同阶级，不同肤色的人，是可以和平相处、相亲相爱的。歧视与暴力并非是人类唯一的宿命。

但同时，阿迪契也在故事中强调，尼日利亚的故事应该由尼日利亚人自己来讲述，而不应该听从拥有话语权的西方势力的指引。

故事中有一个情节直白地体现了阿迪契的这一愿望。英国人理查德是一名作家，他计划写一本关于非洲的书，名为《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

然而阿迪契在小说中玩了一个叙述诡计，直到故事最后，我们才得知，理查德的计划夭折了，写下这个故事的其实是尼日利亚人乌古。

这一情节既代表了非洲人讲述自己故事与历史的渴望，同时也是对一种常见的偏见——非洲没有历史——的有力反驳。

在这一点上，阿迪契与另一位非洲作家古尔纳殊途同归，后者在其诺奖演讲词中掷地有声地说道，“我要驳斥那些鄙视我们、轻蔑我们的人做出的那些个自信满满的总结归纳。”

上面说不光西方殖民者要对尼日利亚内战负责，尼日利亚自身也难逃罪责。这不单单是对屠杀伊博人的豪萨人的拷问，同时被屠杀的伊博人也并非是全然的清白者。

《半轮黄日》是站在比亚法拉的立场讲述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们都站在比亚法拉一方，见证了尼日利亚对比亚法拉实施的暴力。

但同时，阿迪契对于比亚法拉自身的腐败与暴力也并不遮掩，小说主人公乌古在故事结尾被强行征兵带上了战场；而在战场后方的难民营，神父却在借发放粮食的机会强暴饥饿的女孩们……

正如上面所说，阿迪契并没有经历过这场内战，然而小说中比比皆是的细节刻画却证明了阿迪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扎实功力。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当中，人性的丑恶时刻都在显形，但故事中也并不缺乏希望与美的时刻。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主人公奥兰娜曾在机场安慰过一对无助的母子，后来奥兰娜在战争中为病重的女儿寻找一点食物的时候，正是先前的儿子伸出了援手。

这种星星点点的希望时刻是支撑着主角们活下去的动力所在，同时也再次呼应了“半轮黄日”这个书名。

半轮黄日是比亚法拉国旗上的图案，它象征着“光辉灿烂的未来”。

即便故事最后比亚法拉的抵抗宣告失败，即便暴力依旧在复归统一的尼日利亚持续上演，但已经成为过去的比亚法拉，却将象征着光辉灿烂的未来的半轮黄日留在了人们心头。

译者石平萍在后记中提及，阿迪契希望《半轮黄日》能被每个地方的人们读到，因为她写的是尼日利亚的故事，但也是人的故事。

在世界炮火重燃、饥馑再临的当下，爱好和平的人们无疑都渴望着光辉灿烂的未来，渴望着半轮黄日。

对此，阿迪契期待着，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