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惠阳淡水镇（现名秋长街道）周田村，有一幢气势恢宏的纪念馆，那便是纪念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总司令、抗战时新四军军长，建国后评选为36位军事家之一的叶挺将军。就在叶挺纪念馆不远处有一幢门梯的房子，上面写着“廖似光故居”，便是纪念从村里走出参加过著名红军长征的女红军，建国后担任过副省级干部的廖似光。
廖似光是叶挺将军堂姐叶英娣的女儿，最先在文献中记载的是皖南事变之后，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而且根本不知道关押在何处，为了让组织知道自己的关押处并得到及时营救，叶挺在狱中设法发出一封致“宁哥”转郭沫若的信，透过暗语披露了他转押重庆后的情况，信中写道：
“弟于去岁在皖南忽染奇疾，并在江西就医，将届一载。百药罔效，遵医嘱来渝就医。经于本月3日下午乘机由桂抵渝，留医于县庙街望龙门旧日本领事署内。因病势未减，医生严禁亲友通讯及探视。辞修兄因与医有特别关系，曾见一面。弟曾恳其邀同老周及沫若来会，彼诺诺而去，杳无音信已十余日矣。恳两兄无论如何须设法来见一次，因弟一切后事均须拜托两兄也。如不能即来，则请用我外甥女似光姓名（凯丰妻）在大公报及新民晚报登一启事，以作收到此信之证……”
叶挺将军正是通过暗号与外甥女似光（即凯丰妻）这一层关系的信，让高层组织知道他关押的具体地址及情况，最后通过多次谈判，获得自由。为此，叶挺将军的外甥女廖似光可谓是立下功勋。今天，我们在这里重点介绍叶将军这位外甥女廖似光及其她丈夫凯丰的事情。
廖似光，原名廖娇，1911年出生于广东惠阳秋长周田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此时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她在3岁时父亲去世，让本就贫寒的家庭变得更加无依无靠，一家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为了生存无奈之下母亲只得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苦难的童养媳好不容易熬到花季年龄16岁，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貌少女，眼看就要实现所谓“多年的媳妇熬婆”。没想到对象的那个“丈夫”死了，她婆婆认定她是一个“克夫的灾星”，一怒之下把她赶出了家门。
就在这个时候，革命的烽火燃烧到了她的老家，廖似光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团干部，就在她20岁那一年，被组织派往香港开展革命工作，因为当时团组织领导机构设立在香港，当年组织的一把手，正是到苏联留学并毕业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后人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凯丰。
当年，香港少共省委办室设立在湾仔半山坡的一间三层木楼房里，机关里一共有工作人员五人，一把手25岁凯丰是省委书记，还有一位姓黄的秘书、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一位负责做饭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以及保密员廖似光，派她来的重要原因是江西萍乡人凯丰不会说广东白话，甚至听也听不懂，她是可以负责翻译及讲解。书记凯丰的公开身份是洋行的职员，每天都是西装革履，夹着皮包到外面谈“业务”，实际上是开展地下工作。
这一阶段，保密员廖似光的主要职责是“坐机关”，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搞一些机关的内勤工作，比如帮助油印材料、收藏文件，还要充当临时交通员，负责送信、传递一些文件，同时书记凯丰外出秘密活动时，还得冒充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掩护工作。时间一长，25岁的凯丰与20岁的廖似光便成为了真正的一对夫妻，很快，廖似光便怀上了孩子。直到这个时候，这名眼看要当母亲的女子，才得知自己的丈夫凯丰的一些情况。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出生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族，此时正处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之际，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家庭贫困，他父母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他们省吃俭用，将凯丰送到了当地的私塾读书。凯丰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于是他在学校的时候十分刻苦，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凯丰读书期间，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的父母，见年龄快接近20岁的凯丰已成长的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便作主张罗给他娶了邻村的老关镇渡口村一名孙姓女子为妻，那一年他从学校刚踏进家门，只见自家大门上的喜联格外鲜红——良缘由凤缔，佳偶自天成。自家的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在红烛摇曳，唢呐阵阵中，他稀里糊涂当了新郎，青春年少的他算是成了家。
凯丰父母
尽管凯丰成了家，但同样拴不住那颗追求进步和立志革命的心，他不断地写一些进步的革命的文章，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正如凯丰在自传中回忆说：“许多当时左倾的杂志都禁止。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揭露武汉反对派情形的通讯，登在北平出版的鲁迅办的最后一期《莽原》上，用的名字是‘未名’”。因此，他遭到北洋军政府通缉。
这一阶段，凯丰为了逃避追捕，东躲西藏，回到老家，看着自己的发妻孙氏已经生下第一个女儿，在家里替他孝敬父母，尽管自己常年累月不在家，但她依然呆在他家里，不离不弃。甚至他接到组织到外国留学的安排，这位名义上的“结发妻子”尾随他走出家门，在后面轻轻地跟着。他停下脚步，转过身对她说，你是独立的，你要解放自己，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这个家不是禁锢你的牢笼，你要勇敢地走出去。然而，这次他回家，孙氏再次怀上一个孩子，后来生下一个女儿，而从老家走出去一门心思投身革命工作事业的凯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孙氏一直生活在村子，带大两个女儿，直到去世。
廖似光虽然知道自己是凯丰的第二任妻子，但依然十分理解丈夫的过往，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注定是要破裂的，婚后夫妻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能天天团聚，因此十分恩爱，生活幸福。然而，好景不长，那一阶段香港的形势非常恶劣，港英当局和反动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对我组织人员反复搜捕，没过多长时间，由于叛徒出卖，凯丰和廖似光夫妻一起被捕入狱。
当时，组织立即想法设法进行多次营救，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聘请知名律师进行交涉和保释，港英当局才把他们“驱逐出境”，无法在香港立足的这对患难夫妻只得流落他方了。后来，组织又把他们夫妻安排到了上海工作，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时期，日军对中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而老蒋奉行“不抵抗”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致使大片的国土沦为了异族之手。担任《东方青年》主编的凯丰，这期间他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在《东方青年》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不断指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以及老蒋的“不抵抗”政策，对引导全国舆论攻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凯丰提升为团中央宣传部长，代行已去江西苏区的原团中央书记顾作霖的团中央书记之职。
就在此时，由于组织出现大叛徒，上海的组织遭到了大破坏，领导人陆续撤离了上海，前往江西赣南的中央苏区。凯丰也跟着众人，来到了瑞金工作。为不影响全体人员的行动，临行前，他忍痛将与妻廖似光所生之子送往教会的育婴院，从此杳无音讯。
到了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后，由于凯丰老同学博古是三人团的重要领导，他的职务很快得到了提升，先是担任团中央书记，参与了中央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并投身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凯丰对根据地团组发展壮大、教育普及、出版事业强化、劳动竞赛开展、贪污腐败预防和惩处、少共国际师的组建壮大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继而增补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改选时，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过程中，“左”倾错误领导人，排挤正确领导人的决策，不顾实际情况，强调以阵地战、堡垒战替代运动战，导致红军一再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史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领导人又一味瞎指挥，最终导致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红军队伍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支队伍眼看进入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错误领导人指挥的红军，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红军前方的路如何走，方向是哪里，作战的方法如何，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时不我待，千钧一发之际，红军指挥机关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被后人称之为“伟大的转折”的重要会议，那便是遵义会议。
会议一开始，首先，负责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各战役指挥的三人团一把手发言，声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及湘江之战重大损失，观困难很多，敌人过分强大，我军的装备及实力不匹配，加之流动作战没有后方支援等等，而指挥上犯的重大失误只字不提。从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不满，大家纷纷站起来指责错误指挥者，只一味压制正确意见，战略战术上犯下的错误，正是军事指挥上严重错误造成的失败，后经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销 左倾领导对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确立正确领导人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
就在这时，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凯丰站起来发言，称博古等人对上级理解很到位，对红军指挥作战也很正确，没有任何不妥当之处，“胜败乃兵家常事”。同时，坚决反对解除“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特别是会议选择对正确领导人担任指挥权时，更是引经据典地说：“你打仗一点也不高明，就是照搬《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他的发言令众人惊愕不已。
此时，领导人则反问凯丰：“你知道《孙子兵法》里写的都是什么吗？纸上谈兵你有没有听过？不看我军的实际情况就一味的指挥作战，学那么多理论有什么用？《孙子兵法》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精华，打仗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岂能照搬照抄呢?”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实际上他也没有看过这部书。
其实，我们所说的《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谋略，决策密不可分，决策就是创造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手的态势和优势，就是拨去迷雾，克服不确定性，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从而在实践中找到走向成功的路径，根据实际情况来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无往而不利。
凯丰的反对当然无效，最后“左倾”领导人解除了指挥权，接下来红军在正确领导人的指挥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决策是正确的。凯丰看到红军的一系列胜利，心中开始后悔。于是，他极力地对自己的不当言论及犯下的错误进行弥补。两个月后，他在云南威信召开的中央领导干部会上，他自己作检讨称“收回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认为“只有正确领导人才能领导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正确领导人，我就坚决反对谁！”
红军长征时言论不当及犯下错误的凯丰，被解除职务，与妻子廖似光分割两地，当时的她已经怀孕有5个月左右了，组织将她编入了干部休养连，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休养连除了女同志外，就是年纪较大的老同志，或者一些伤员，在当时每天要经过几次战役的情况，使身体劳累不堪。长征期间为了避开敌军的轰炸，多半都是在在夜间行军，面对着山路凹凸，还有路上的杂草，所有战士不得不每人拿起一条木棒进行指路，在艰辛的条件下队伍越走越远。
面对着每天都吃不饱，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上个几十公里，这对一个孕妇来说，已经产生啦一个极大的负荷，而廖似光却忍着身体的不舒服，从未向其他人提过一句帮忙的话语，自己一人挺着一个孕妇肚，始终一直没有掉过队，有时在行走中疼痛的忍不住时便自己在原地休息一下，等稍微好点时便奔跑着去追赶队伍。直到队伍到达贵州，便早产下一个仅7个月的男孩，她不想在作战时因孩子的哭声把位置暴露出来，更不想让孩子跟着自己在征途中去冒生命危险。她万般的痛苦下，用棉被将小可爱包裹好，并在纸上留下信息，写下小可爱的出生年月，流着眼泪放到老乡家，最后是无踪无影。她第二次痛苦的失去了与凯丰的亲生骨肉。
凯丰虽然犯了错误，但知错能改，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得到重用，抗战期间，他升任中宣部长，由于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又发生了皖南事变的特殊时期，日夜操劳着整风运动和对外宣传工作的凯丰，迫切需要一位有较高文化知识、有共同语言、能理解支持他工作的帮手，他的妻子廖似光没有多少文化，胜任不了这项工作，便调到其它地方工作，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很少。
这时，上级安排了一位名叫王茜的研究员当他的秘书，王茜原名房纪，是一位在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大家闺秀，文化程度很高，曾经留学日本，懂得英文、日文，气质高雅，戴着金丝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人也长得很漂亮，这位知识女性十分钦佩凯丰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写的一手好文章，深深地吸引着这位知识女性。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又是自己的领导，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高级干部。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都喜欢写文章，两人很快就走在一起，就这样与前任妻子廖似光离婚，凯丰与王茜结为伉俪，几年后生下两个男孩，长子取名叫何明，次子取名为何亮。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解放战争期间，王茜跟随丈夫凯丰和两个儿子到东北生活一段时间后，不幸身患重病，行动都不能自理，后来便一直处于养病到去世。
那时，凯丰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刚刚解放的这个城市千头万绪，工作非常繁忙，组织为了照顾她生下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有这位忙着革命工作的市委书记，经上级领导批准，与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医疗护士长赵淑璧组建新的家庭。下图为晚年赵淑璧（中）坐着轮椅为凯丰铜像揭幕。
但是，由于战争年代身患重病，加上后来工作繁忙，凯丰与赵淑璧结婚不到两年时间，便一病不起，年仅49岁就医治无效去世。他与王茜所生的两个儿子何明、何亮，抚养的重担便落在赵淑璧身上，她任劳任怨，替凯丰前妻将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何明、何亮抚养成人，两个儿子都称她为妈。
晚年的赵淑璧先后在中宣部医务房、中苏友谊医院、北京妇产科医院等单位划拨任职，后来担任北京妇产科医院离休司局级干部，后来，凯丰三角池村的老家人为了纪念他，修建了凯丰纪念广场，赵淑璧老人在二个儿子的陪同下，亲临现场，回家祭袓。
凯丰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可谓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犯了错误勇于改正，光明磊落，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但他那特殊年代而导致的四段家庭生活的婚姻，其中发妻孙氏早早离世，廖似光毕生没有找到自己的亲骨肉，但后来担任广东省副省级干部，2004年去世，享年93岁；王茜重病离世，以及后来担任过局级干部的赵淑璧。可谓是历经坎坷，饱尝苦难，令后人不住地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