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孤苦童年

村小启蒙

　　村南高坡上九神庙里每天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声音那样动听，那样富有生气，这就是我们村学制仅四年的小学。　　来这里念书的大都是穷人家孩子，虽然学费不多，但能上起学的有条件上学的孩子也不多，而且上学的都是男孩子，女孩子在旧农村是不给上学的。有的男孩常因家境恶化，上了这学期，下学期就辍学。他们的父母送孩子来上学，为的是让老师管管性子，能认识自己和父母的名字，能在过年过节写幅吉利的对联，能看个信。他们不敢想叫孩子念书，去应考举人秀才，也不敢想为了将来做大官谋大位，更想不到念了书去拯救苦难的中华。这是后来“五四”运动先进分子才有的思想。7岁时(1917年)，我的父亲也抱着同样的目的，送我到村南九神庙里来上学，开始认字记数。我三个哥哥也在这里上过学，他们读过的课本，用剩下的铅笔头，就由我接着使用。大哥就是我的榜样，他会记账，写一手好毛笔字，至于我能不能达到，那还是个未知数。　　九神庙又称土地庙，全庙有房屋五间，北面两间供奉“土地爷”，西边三间作为教室，是个学制为四年的初级小学。也是周围几个村子唯一的一所学校。不过景县的教育在历史上还比较发达，不仅县城设有学堂，各乡镇和部分村也设有私塾，光绪32年(1906年)以后，私塾才逐步改为学堂。我们村的小学，就是由私塾改的，课程主要是国语、算术、习字，还有百家姓、千字文，老师还要求背书，背不出要挨板子。贫苦农民对老师尊敬，过年过节，还要领着上学的孩子去拜孔夫子。我村的这所小学虽然简陋，除了供本村男童上学外，附近樊家桥、周庄、辛庄、张庄、小王庄、小张庄能够有条件念书的男童也在这里上学，同学约有数十人，其中有两个同学叫刘印廷、高书升，解放后一直在村里当农民，活到80多岁，当时和我一起读书游戏，比较亲近。小学里设备简陋，课桌坐凳都由学生自备，笔墨纸张短缺，学生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儿童玩具更谈不上。我儿时好玩喜动，放学后就同刘印廷、高书升等同学在野地游荡，有时光着屁股到学堂附近的小池塘里摸小鱼捉泥鳅，有时挖掘些烂泥，捏成泥人泥马为乐。那时我们这些儿童虽能上学念书，但是还要像入学前一样干些杂活，如放牛牧羊，砍柴割草等。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和刘印廷拿着小筐割了满筐的野草，到集镇上叫卖，无人理睬，只得垂头丧气地背回家。我在九神庙小学只学习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启蒙的地方。事隔80多年，当时情景能记起来的就是这些。从我记得的这点情况来看，也可说明像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农村儿童的学习环境是多么穷困落后。如今这所小学已不复存在。现在村子的北面，由各村庄联合设立了一所规模较大、设备较全、包括中小学各年级都有的学校。　　九神庙小学是个四年制小学，四年后我是否继续升学，又到何处去升学?加之第二个继母对我的冷淡和歧视，我能否在家里继续呆下去，这些问题都是我父亲和大哥一直揪心的事。他们想给我找条出路，找个饭碗，碰巧，我10岁的时候(1920年)，有一次我大哥听说北京有名的香山慈幼院招收孤贫儿童的消息，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恰巧他的一个朋友，那时住在北京花市大成客店，认识慈幼院的职员，我大哥便对这个朋友说：“我有个弟弟，从小丧母，后妈待他不好，家乡又连年遭灾，生活很苦，能不能来慈幼院?”朋友听了很同情，热心地说：“可以!”于是便辗转请托为我申请报名，经过审查合格，获得收录。从此，我就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大刘庄。

来源：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

转自：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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