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一群显赫的文学家涌现，被后世誉为“建安七子”。这一称号首次出现于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其中提及了七位杰出的文学家：鲁国的孔融、广陵的陈琳、山阳的王桀、北海的徐幹、陈留的阮璃、汝南的应玚以及东平的刘桢。他们代表了建安时期文坛上除了曹氏家族以外的杰出人才，因此受到了历代尊崇。

作为“建安七子”中最为知名的人物，孔融（153—208年）是鲁国人士，字文举。他在汉献帝统治时期担任过少府职务，但由于对曹操的某些行为持有异议，他未能继续在朝中任职。孔融以热情好客和高尚的士人风度赢得了极高的名望，然而，这最终引起了曹操的嫉妒与警惕，导致其悲剧性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孔融不仅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还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后裔，因此在“建安七子”中占据着领袖地位。

孔融是一位以时政议论见长的作家，其文章风格典雅而富有气势，擅长通过引用古代典故和精妙的比喻来表达观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孔融与扬雄、班固并列，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水平的文人。孔融的作品有《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散文，以及《折杨柳行》等诗歌。

陈琳，字孔璋，原籍广陵射阳（今江苏省准安县东南），在汉灵帝末年担任大将军何进的主簿，并成为袁绍的幕僚。官渡之战后，他投靠了曹操，并历任司空军师祭酒及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陈琳不幸染上瘟疫病逝。

陈琳的文学才华涵盖诗、文、赋等多个领域，其散文尤为突出，风格豪放，笔力遒劲，充满文采。许多朝廷文书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代表作品包括诗歌《饮马长城窟行》，散文《为袁绍檄豫州文》、《为曹洪与世子书》，以及辞赋《武军赋》、《神武赋》等。

王粲，字仲宣，出生于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的一个显赫家族。他的早期职业生涯并不顺利，在刘表麾下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当曹操南征荆州时，王粲转而投靠了曹操，并因此被封为关内侯，这是当时“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封号。他与曹家的关系尤为密切，尤其是与曹丕和曹植的友情，使他成为曹操深信任的顾问。

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在从军途中不幸病逝。他的才华横溢，不仅精通数学和棋艺，还对前代的典章礼仪有着深入的了解，常常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和制度拟订。王粲深知文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并倾向于写实风格。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七哀诗》和《从军诗》，而他创作的抒情小赋，如《登楼赋》，更是广为人知。

徐幹，字伟长，是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自少年起，徐幹便展现出了对学问的浓厚兴趣，勤奋好学，专心致志地研究经典文献，不随波逐流，坚持自我。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而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他曾担任过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和五官中郎将文学等职，后被曹操任命为上艾长，但因健康原因未能就任。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徐幹因病离世。

其代表作品包括《室思》、《答刘桢》等诗篇，以及《玄猿赋》、《漏卮赋》等一系列辞赋作品。他的散文集《中论》，探讨了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作为“七子”之中唯一存留下来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阮璃，字元瑜，原籍陈留尉氏（今河南地区），生辰不详，死于公元212年。他在青年时期师从著名学者蔡邕，并在建安年间初期选择隐居生活以规避徭役之责。因其卓越的才华受到曹操的青睐，先后获任命为司空军师祭酒及丞相仓曹掾属职位。

阮璃在公文撰写方面尤为出色，以其流畅自如的文风而备受推崇，其中《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文，更是广受赞誉。在“七子”诗人群体中，他的作品风格独具，呈现一种凄凉而低沉的情感色彩，如《驾出北郭门行》、《七哀诗》和《失题》等诗作均展现了这种特点。在文学观点上，通过著作《文质论》，阮璃展现了他对内容质朴和形式简约的倾向，反映了他重实质轻形式的文学理念。

应玚，生辰不详，于217年逝世，字德琏，是汝南（现今的河南汝南）的人。他在建安年间先后担任了丞相掾属和五官中郎将文学的职务，与曹植的关系十分密切。应玚的诗歌风格音调缓慢而柔和，情感深沉且充满悲伤。他的赋作或以物为题，或以怀古之情为主，其刻画细致入微，想象力丰富，形象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修养以及高超的文字运用能力。

应玚的作品语言风格偏向平和，注重修辞的华丽，文采照人。与其他“七子”相比，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如同山涧中的一股清新溪流。

刘桢（？-217年），字公斡，是东平（现属山东）的人。在建安年间，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属，他与曹丕、曹植有着密切的交往。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因病去世。刘桢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创作上。

他的作品气势激昂，意境陡峭峻峭，与王粲并称为“刘王”，也有人将他与曹植并称为“曹刘”。然而，他的作品在辞藻的丰富性上稍显不足，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他的代表作包括《赠从弟》三首等。

“建安七子”这一群体的文学创作，既展现出各自独有的特色，也体现了他们共有的显著特质，被统称为“建安风骨”。对于这一特定时期风格的细节和属性，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时序》中做了精准概括，将其描述为具有“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以及“梗概而多气”的风格。这些表达捕捉了“建安七子”作品中那份激昂悲壮与优雅飘逸并存、如同气势如虹的特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在学识上无所不包，言辞真实不虚，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展现其才华，宛如骏马在千里赛道上并驾齐驱。

在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建安七子”占据着极其关键的地位。他们同曹操及其子孙一道，成为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心力量，对于古代诗歌、赋体文学及散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