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料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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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年，赵匡胤推翻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宋朝立国后，实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加强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交通与交通管理也走上了正轨。
宋朝的水路交通
发达的对外贸易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比之唐代又有了更多的进步，促进了对外海上交通的发展。加之宋代西北方面陆上边境较前大为紧缩，北宋长期被立国于今宁夏、甘肃等一大片土地上的西夏所包围，隔绝了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
南宋时国界更向南移，连黄河流域也不能保全。因此，宋代的对外交通，不得不更多地取道于海上，进一步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统治者非常明白海上交通运输事业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宋时期始终坚持执行的一条基本政策。
早在赵匡胤立国之初，就设置了提举市舶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到987年，宋太宗特遣内侍8人分四路出使各国，“勾招进奉，博易香药、犀象、珍珠、龙脑”等。
京城设置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榷易署。据《未史》记载，“一年稍增其价，听商人金帛市之，恣其贩鬻，岁可获钱50万缛”。
到南宋初年，海外贸易收入达到200万缛。
当时全国的商税，宋太宗时每年为400万，宋仁宗时增加到2200万，而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仅广州、明州、杭州三处市舶的乳香贸易收入就达89万4千多，数量是很惊人的。
据1140年的统计，仅广州港的市舶收入，就高达110万，而广州、泉州、明州三地的外贸年平均收入则高达200万之多，占全国全年商业税的五分之一。
由此，可以理解，南宋凭半壁江山，在外有强敌压境、年年向金纳款进奉、内有庞大国家机器需要支撑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维持一个半世纪之久，比中国历史多数王朝的时间都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赖如此巨额的外贸收入的支撑。
宋高宗赵构就一再称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这一见识还是很有眼光的。
宋代发达的对外贸易，不只进口了大量香药、犀象、玛脑、珊瑚、玳瑁之类，还进口了大量农产品、矿产品、水产品、土产品，如木材、枣子、棉花、琉璃、水银、铜、银、火油、白沙糖等等。
尤其是占城稻与棉花和棉织业的引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衣食结构。其社会民生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占城稻一年两季，在长江以南大量推广，棉花的栽培及棉纺业的兴起，使中国广大人民摆脱了只着粗麻片的状况，其意义是难以估计的。
中国人民通过对外贸易贡献给世界丝绸和丝织业，瓷器和瓷器制作业、漆器与制作技术、造船与航海技术以及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
锻铁与精耕细作等物质成品与生产技能及科技成果，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成就 突出的造船业宋代发达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国内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设以及内河运输与陆路运输，也促进了沿海与内地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基地的生产发展与集镇的形成。
宋代，官府直接经营巨大的船场。北宋的造船工场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造船数量很大，宋太宗时每年能造出3300余艘，以温州、明州所造为多，船体大，装载量大，内河航船可装660吨米。
海船也非常高大坚固，宋徽宗时有两艘“神舟”出使高丽，装载量多达1100吨。海船制造技术也很先进，船底都是尖底，吃水深，船体稳，利于破浪。
宋代造船首创隔仓技术，当时的大船都用松木板做成，有上下四层，五六十间客房与仓房。
舱与舱之间，有双层隔板，舱破损漏水，不影响邻舱正常使用，又便于维修，这样全船的安全度因采用隔舱技术而大大提高了。这是造船工艺史上的重要突破。
一流的航海技术朱代海上交通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将指南针和干支定位术应用于航海，其中影响之大，遍及全世界的航海事业。
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发现了磁石和它的吸铁性，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并利用这种指极性制成一些指示方向的器具。
船舶在海上航行，最需要有海上指示方向的器具，但这一愿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能实现：海上航行的险恶情景，如《法显传》中所说：“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
这种随波逐流毫无把握的情形，到宋代，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北宋末年，即公元11～12世纪之交，据当时人朱或《萍洲可谈》记载可知，我国的航海已知应用指南针于海上航行了。
他们行船时辨别方向的办法是：“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北宋人徐竟写成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说到夜间航海，“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南朱吴自牧作《梦梁录》，详述了罗盘针的形制与功用，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指南针的科学记载。
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中，还描绘了南海诸岛的海图，指出了南海诸岛的地理方位。谈到指南针的作用，说海中“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
宋代航海技术高超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干支定位术”。它的使用方法是：在远洋商船上，利用中国的八天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戍亥)、四卦(乾、坤、異、艮)组成二十四向定位法，以子午定南北。
这种干支卦相结合的运用，其定位效果就如同后世的经纬定位一般，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远洋导航技术。
它与指南针的结合使用，形成了航海史上有名的“针路”知识，使航海的安全度、可靠性有了切实保障，尤其在气候恶劣，不见星辰、不见岛屿的远洋航行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航海业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也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与沿江港口城市的发达。
我国唐代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不过10来个，到了宋代，发展到40来个，多数集中在沿江沿海省区。
加上宋代矿冶、纺织、制瓷、造船、火器制造业等都很兴旺，有了生产基地，形成重点城镇。宋代都市发展很快，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当时中外著名的城镇主要有：汴京、洛阳、长安、扬州、江宁(南京)、京口(镇江)、广州、密州、楚州(淮阴)、庆元(宁波)、潋浦(海盐)、福州、泉州、虞州(赣州)；
吉州(吉安)、洪州(南昌)、江州(九江)、鄂州(武汉)、潭州(长沙)、荆州(江陵)、襄阳、渝州(重庆)、成都，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等。
这些城镇的出现与发展，带动了周围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繁荣。
长江航运大运河开通以来，长江航运显示出它的巨大优势，受到宋朝的高度重视。
中唐以后，益州、荆州与扬州的财物百货，都是通过长江航运，经广陵运河漕运送抵京师，就连一般行旅北上南下也经常取道水路而不走陆路，长江航运在宋代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偏安与金以淮河为界，长江成为国家的重要防线，战略上更为重要。通过长江，吸取巴蜀湖广与苏皖的无尽财富，更成为南宋政权的命脉所在。
因而，当时的长江航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长江的航运线很长，成都是上游的第一大埠，从成都顺流而下，经眉山，乐山、宜宾、泸州、重庆、涪陵到万县。
这段在巴蜀境内，开发较早。尤其在成都的平原地区，水网交织密布，内河船只比比皆是，运输十分繁忙。四川的财贸物资进出，都是通过这条航线进行的。
过了万县，长江航线进入三峡航段，这是长江航线中最艰险的一段，通过奉节、归与宜昌到达江陵。
三峡水道之险，古今闻名，为了开通三峡航路，保证长江航运终年不断，三峡船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川西平原滚滚而下的川江，进入奉节的夔塘峡口，被壁立雄峙的山崖挟住，江水受到猛烈的束缚，峡口又有巨石拦道即滟预堆，所以江水至此便跳荡腾跃，舟行其间，非常危险。
如民谚所说的：“滟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预大如猴，瞿塘不可留；滟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预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由于水流湍急，舟行至此如猛箭一般，一年四季无时不险，无日不惊。商旅往返，财货进出，没有超人的胆量和智慧，没有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经验是不可能平安驶过的。
船出三峡之后到达江陵。江陵是四川货物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转运站。江陵往下，过岳州可达鄂州，鄂州在江汉合流处，是宋代又一重要的经济繁荣城市。
鄂州向下，便是九江、贵池和南京了。这一段是南宋重点设防的区域，这里江面开阔，樯橹林立，是沟通长江上游与下游的中间环节。
在广阔的江面上，有许多50多丈长的筏，筏上居住着三五十户不等的人家，妻儿子女，鸡鸭犬豕，一应俱全，甚至有的还建有一座小庙，供船上的人家烧香拜佛。
木筏上有来往小道，家家互通信息，和睦相处，俨然一个小村落。更有甚者，有的大木筏上还铺土种菜，开设茶馆酒肆。宋代水上交通之发达，由此可窥一斑。
江宁(南京)也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船过江宁，下行至瓜步、镇江之间，转入大运河，经扬州、淮阴、宿县、商丘去开封。
六朝以来，这一段水上运输，最为繁忙，这一带也是江南最繁华的区域。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见江南太湖流域的重要性。
南朱偏安杭州，格外重视海上贸易，因此对于经营浙东运河也很关心，浙东运河起自钱塘江口，东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直达宁波，是南宋政权又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