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料不极

编辑|史料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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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的清朝海禁

中国古代海上交通，从周秦汉唐直到宋元时代，由于历代政府的开放政策，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明代由于对付沿海倭寇的需要，曾一度推行过消极被动的海禁政策。

但由郑和下西洋所建立起来的友好交往，并未受到海禁的损害，但到了清代，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海运日渐萎缩消沉了。

清初实行海禁，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的。

清军入关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大致确立起了对全国的军事控制，但郑成功凭借海上优势，与清军抗衡了15~16年之久。

1659年，郑成功在友军配合下，从舟山攻入长江口，步步进逼，占领了安徽、江苏的大片土地。这使立足尚不太稳定的清政府大为惊骇。

后来，尽管由于郑成功指挥失误而不得不退出长江口，但清政府却因此对海上力量大为恐惧与仇视。

郑成功从南京退出之后，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海上优势，于1661年率军进据台湾，将窃据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赶跑。

郑成功去世后，他的儿子郑经继承其事业，更进一步地壮大自己的实力，与清政府抗衡。

在海上大受其挫的清政府，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沿袭明代对付倭寇而采用的海禁措施，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

1655年5月，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毋许片帆入海，违者治重金！”1661年，顺治帝又下令迁海：“将山东、江苏、浙江及闽广滨海居民，一律迁入内地，设界防守”，戒令“片板不得下海，粒货不许越疆”。

数千里滨海线上，50里内不许住人，不许有大小船只，造成一条“沿海无人带”，妄图以此截断郑氏父子与大陆的联系。

这一海禁，严重剥夺了东南沿海居民的生计，破坏了沿海已经相当发达的造船业，使民力大受挫伤。

1683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派8000驻兵防守，由总兵统领，在澎湖驻兵3000，由副将统领，加强了对台澎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管理。

1685年，康熙帝下令部分地解除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在漳州设立闽海关，在宁波设立浙海关，在连云港设立江海关，这些海关负责收取贸易税，管理对外贸易。

当时、英、荷、葡等老牌殖民国家，都与清朝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关系，仅1720年，欧洲来华贸易的商船就有29艘。

运来了自鸣钟、呢绒、玻璃等机械工业品、纺织工业品及其它生活用品，同时，中国的茶、丝、瓷器等传统出口商品，也远销欧洲。

1708年至1712年间的中英贸易，中国进口商品不足5000英镑，而英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支出白银合5万英镑以上。

但这种贸易优势，是建立在大量出口中国人自身也十分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基础上的，而进口的产品，除了宫廷垄断消费外，在鼓励刺激新产业的建立，新的生产力的形成方面，在改善国民生活条件方面，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的贸易交往，也很快受到了限制。乾隆时将上述四个海关撤销了三个，只留下广州一个海关与外国通商贸易。

清政府在部分的海禁的同时，又明令禁止商民私自出海贸易，严禁商民侨居国外，严禁与南洋贸易，断绝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婆罗洲等地的经济往来，严禁向南洋出卖海船、硝黄、军器、铁器、书籍、米粮，甚至铁锅；

严禁在南洋安居的侨民“非法”归国。并再次颁布《防夷章程》，甚至禁断夷人登岸上街行走；不许外人带华人出境。

这些禁令与措施，历经康雍乾嘉至道光各朝愈演愈烈。很显然，这样的海禁严重妨碍了中国与世界的往来，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康熙部分开放海禁后，苏州船厂很快恢复造船生产，一年有上千只船下海远航南洋与欧非。

但当得知出洋船只多被出.售，而出洋人又部分留外不归，只有少数人和船只归来，认为这是有伤国家根本的事，下令禁止侨居国外，禁止卖船给洋人。

1727年9月，清政府又下令：“嗣后凡出洋船只，俱令各州县严查船主、伙长、头槟、水手并客商人等若干名，开明姓名，籍贯，邻保甲，出具切实保结·……如有报少载多，及年貌箕斗(指纹)不符者，即行拿究；

保甲之人一并治罪，再将留洋之人之家属严加追比。”甚至还通告南洋各国，限期遣返或就地严惩前往经商定居的中国人。这种严厉的措施无异于自我摧残。

清廷极端仇视出洋人民，康熙晚年就曾下过侨民归国禁令，雍正则甚而诬蔑出洋贸易的人是不安分之人。

乾隆把出洋贸易时间定为3年，逾期者不许再返回国内，在外有家室的，更不允许他们回来。

理由是这些人久居国外，踪迹难定，如果他们与外夷有勾结，搞阴谋，则会后患无穷，所以要提防他们。

基于对侨民的仇视心理和严重的不信任感，清政府把侨民斥之为“莠民”、“叛民”而加以排斥，不许他们与国内联系。

同时禁绝国内人民与南洋侨民聚居最早最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有经济贸易往来，更谈不上关心、维护侨民在海外的正当权益了。

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菲律宾巴城大肆杀虐华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清廷竟漠然视之，听任杀戮。从南朝齐梁以来积极开发南洋的中国人，竟成无根的“海外孤儿”。

康雍乾时期对南洋实行的严厉海禁，仍是出于对东南沿海反清抗清势力的“世仇”所致，此举为许多有识之士所不赞成。

清初有一位较有作为的官吏蓝鼎元，他认为清廷的南洋海禁只能驱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

他说：自天地开辟以来，南洋数十岛国人民，从未侵扰过我国，与中国内陆不过货财贸换，通济有无而已。

他指出：闽广人岁收南洋诸岛银钱百十万入我中土，从吕宋等地运入大米以济丰歉，输入白银以益市场，所出口者不过沿海手工产品之类。

他说：今日本不禁，红毛(指荷兰等欧洲国家)不禁，西洋不禁(指马六甲海峡以西各国各地区)，天主教布满天下，且以广东澳门为其盘踞之地，修炮台、筑城楼时时威胁我广州，此之不禁，何独对于柔顺寡弱、有益无害之南洋必欲严禁而远绝之呢？

蓝鼎元是福建漳州人，曾在广州、潮州与台湾做过官，比较熟悉地方民情与南洋事务，他的意见还是很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