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有个冯友兰，对唯心主义十分在行，我们只知道唯物主义，要知道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968年秋天，正值特殊时期，哲学泰斗冯友兰在大学任教，也受到波及被下放，但那一次却突然宽大处理，被送回家里。
冯友兰百思不得其解，有朋友告诉他，正因为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提到了他，讲了这么一段话，关键时刻保护了他。
毛主席和冯友兰有过多次交集，还曾通过信，两人都是思想大家，交流中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他的家族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他从小就爱读书写字，12岁时因为写的文章文采斐然，在当地有了“神童”的美誉。
冯友兰和许多孩子一样，启蒙读物也是《三字经》，那时他也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但实际上《三字经》中的孔家思想，也是关于哲学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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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冯台异考中进士调任知县时，一家人跟着父亲到了湖北，那时冯友兰决定考取功名进入官场，但谁知命运跟他开了玩笑，父亲上任一年却突然病故，冯友兰不得不另寻其他出路。
父亲早年在外语学堂当职时，给冯友兰请了私塾，冯友兰除了国学之外，还学习了其他先进学科，当时被称之为“新学”，平时他会看介绍国外知识的《外交报》、《地球韵言》等内容。
冯友兰对英国人耶方斯所写的《逻辑要义》非常感兴趣，看到疑惑之处便去问老师，但老师也无法解答，这实在太深奥了。
冯友兰回忆，并不是说故意为难老师，那时国人普遍对逻辑没有概念，逻辑是一切哲学的基础。
凭着对“逻辑”的浓厚兴趣，冯友兰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但他发现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是国外的哲学著作，却没有正式的国内哲学书。
国外的哲学体系已十分成熟，而我国国内的孔孟著作，写的内容很简短，怎么把古人的思想精髓梳理出来，成了他以后努力的方向。
研究中国哲学，就要深入研究古人或名人的话语、书信和诗词，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掀起了新的思想狂潮，摒弃封建守旧思想，学习马列主义。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深感自己的思想陈旧，以前讲的都是封建哲学，反而给国民党帮了忙，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决定在5年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领悟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编写新的中国哲学史。
过了几天后，骑着摩托车的警卫员送来了回信，冯友兰看到信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心情十分激动，连忙把信拆开。
信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友兰先生：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于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毛主席的信中，通篇都是鼓励的话，就是有一句“总于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让人有些困惑，冯友兰心想：“怎么才算是老实态度，我又有什么不老实呢？”
1957年4月，冯友兰回到家里已是中午11点多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是毛主席的秘书，今天主席请你吃饭，烦请你马上就来。”
冯友兰接到电话后十分惊喜，他马上问学校要了一辆车，赶往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颐年堂，冯友兰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见毛主席穿着十分朴素，两人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介绍了中午吃的饭，由几种米和许多豆类做成：“由于品种繁多，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四面八方人马饭。”
后来两人因开会见了几次面，有一次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做报告，讲起话来没拿稿子，还十分诙谐，冯友兰是全国政治委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主席十分敬佩。
还有一次在毛主席家里召开中共宣传分组会，冯友兰刚打开门时，就听到毛主席诵读诗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句话来自于孔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冯友兰听了这句话心神领会，前不久他曾在报刊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专门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发表了新的议论，毛主席提到这句，说明已经阅读过文章。
毛主席平时日理万机，还这么在意这些细节，鼓励学者做学问，让冯友兰十分感动。
在会议上毛主席让冯友兰发言，冯友兰谈到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时表示：“按现在的想法，有些很难讲通。”
毛主席当即表示：“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化。”
等到冯友兰离开时，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鼓励道：“好好的争鸣吧，百家争鸣，你写的我都看。”
1964年，冯友兰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报告。
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大家一起合影，冯友兰站在毛主席身后，毛主席很快发现了他，拉着手跟他聊起了家常：“你的身体比我好。”
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一些。”
毛主席笑着说：“不行了，我已经有些老态。”
毛主席还问起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写完中国哲学史后，是不是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
冯友兰回复：“我只能写中国史，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给别人了。”
毛主席点了点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回到家后，冯友兰回想起主席对自己说的话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1966年7月，特殊时期开始后，冯友兰作为学术权威遭到波及，他的文物和书籍被封存，工资被冻结，每个月只发放12元的生活费。
这段时间，70多的冯友兰顶着寒风去清扫街道，还要写各种反思材料，在生病时通过多方努力才能住院动手术。
1968年8月，风暴更加升级，冯友兰被视为情况最严重的“权威人物”，只能被迫劳教，但是这一次时间却不长，两个月后就回家了。
冯友兰在好友口中得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那段话，无疑是救了他的命，冯友兰十分感动，他又写了一首诗，还给毛主席写了信。
后来冯友兰每逢遇到什么事，都会给毛主席写诗，在毛主席78岁寿辰时，写了《韶山颂》33首。
1973年，全国掀起了批孔运动，冯友兰年近八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写了两篇批判孔子的文章。
毛主席听说后，亲自看了文章，只修改了其中的几个字和标点符号，便让文章发表了。
冯友兰得知后受宠若惊，其实他是写孔孟起家的，批判孔子，也相当于动摇了原本的学术根基，往多元化发展。
两年后毛主席去世时，冯友兰的心情非常悲痛，特意又写了两首诗悼念。
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跌宕起伏，冯友兰的心情更加平静，当年毛主席跟他说过“采取老实态度”，不得不说毛主席目光如炬，只花5年的时间，无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无法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多年后冯友兰终于深刻理解毛主席的那句话，作为哲学家，更要有严谨老实的态度，来不得半点马虎，做学问要沉下心来，时刻保持初心，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冯友兰最后几年的日子里，深受疾病困扰，由于走路困难，几乎深居简出。
已经90多岁高龄的冯友兰已经双目失明，他的头发和胡子已经白了，精神倒是不错，头发剪得很短，胡子留得很长，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
冯友兰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表情有些严肃，时不时拿起桌子上的搪瓷杯喝上一口茶。
他住在北京大学的住所里，打开门便是长长的走廊，摸索着穿过走廊走进书房，走廊两边放着一些木柜子，上面堆满了书籍。
书房是冯友兰平时工作的地方，这时他已经无法握笔写字，只能靠不断口述，由助手在旁边记录文字，冯友兰虽然说得很慢，但是字字句句出口成章，很少有修改的地方，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冯友兰书房里，也堆着很多书籍，有些是厚厚的古书，编写著作的时候，他会运用到一些古书的内容，还能指出这些内容是出自古书的哪个章节，可见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记忆力惊人。
在冯友兰90多岁高龄时，没有停止在书中汲取养分，他的小女儿冯宗璞时常会念书给他听，为了让父亲安度晚年，小女儿当起了管家，事无巨细地照顾父亲的生活，并担当书籍的翻译。
有一次冯友兰病重，冯宗璞急忙叫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去医院的途中，冯友兰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还没写完，等书写完就不必治了。”
冯友兰对生命看得很通透，既豁达又十分坦然，在《命运》一书中，他说了很多对命运的看法，命运的定义，也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运是某一时期的遭运，命是一生的遭遇，遭遇只有幸或不幸，若是要问为什么，却没有理由可说。
每个人终要看透人生本无常，顺境时保持清醒，逆境时不忘抗争。
有人评价：“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上难以超越的山峰。”
冯友兰从哲学角度把整个人的一生分为四重境界，在国外影响非常大，他的著作有些用英文所著，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媒介。
冯友兰上世纪30年代所著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经过了90多年的时间，依然不断再版，成为世界各大学府研究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很多焦虑的现代人，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经常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如何面对未来，这些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虽然很枯燥，却不知不觉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困扰。
冯友兰曾写道：“自古以来，有很多人去研究哲学，它不是一门职业，每个人都在哲学之中，哲学是关于日常伦理的，不是让学习者成为某种人，而是得以成为人。”
冯友兰的人生跨越了近百年，他生活在20世纪动荡的年代里，作为思想境界高深莫测的哲学家，在他的生活中，不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对古人的理念进行探究和梳理，各种思想精髓如璀璨的明珠一样不断打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毛泽东冯友兰文化观之比较 2005-08-26
《党史天地》：毛泽东与哲学家冯友兰 2001-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