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在大事小情上总是事无巨细，必要躬亲，任劳任怨，而周总理不愿放手的原因是担心事情出现差错，并非是对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不信任。

而在周总理不愿“放手”的战友其中便包括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周总理与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私人感情可以说是十分深厚的。

1900年，杨立三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的一个佃农家庭，在他19岁时，他便投身于湘军，曾在湖南军阀张辉攒部下当过司务长，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的平叛战争，1925年年底，杨立三因看不惯国民党的黑暗，便毅然决然离开了国民党，返回家乡务农去了。

1926年，杨立三有幸聆听了毛主席演讲的革命真理，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1927年，杨立三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杨立三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从那时起，杨立三便开始负责后勤事宜。

1927年9月，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笑着对杨立三说道：“立三同志，我们吃饭靠你啰！”

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在之后的日子里，杨立三在后勤岗位上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也正是在杨立三的用心经营下，使得部队即便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得以存活下去。

周总理与杨立三之间的深厚情谊始于长征时期。

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尔盖后，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总理大病一场，一连数日高烧不退，更是无法进食，甚至时不时就会陷入昏迷之中，在医生的反复诊断下，最终确诊周总理患上了肝炎。

在经过治疗后，周总理才慢慢退烧，逐渐苏醒了过来，然而就在周总理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时，红军便要开始过草地了，彼时病中的周总理就连在平地上行走都十分困难，更别提过草地了。

考虑到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彭德怀当即嘱咐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表示宁可把武器装备扔掉一些，也必须把周总理抬出草地。

很快，担架队便成立了，就在这时，时任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得知此事后，当即找到彭德怀，表示自己也要给周总理抬担架。

但其实当时杨立三的身体情况也并不好，为此，作为担架队队长的陈赓主动劝说道：“杨部长，你的身体也有病，就不用参加了吧。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

杨立三笑着说道：

“你的酒我喝定了。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得去，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

之后又有不少人前来劝说杨立三，但杨立三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这样，杨立三也成为了担架队的一员。

茫茫草地，天气变化莫测，物资匮乏，单人行走都可谓是困难重重，更别说抬着担架走了，杨立三和战士们始终坚持着，只为把党和军队领导人周总理抬出草地，一路上，杨立三的肩膀早已被磨出了血，但他却一声不吭。

后来大家发现杨立三的两个肩膀早已被磨破了，便劝说杨立三不要再继续抬担架了，但杨立三却不听，继续抬着。

而躺在担架上的周总理看到杨立三和战士们如此辛苦，心里十分难受，曾多次挣扎着要下来自己走，但每一次都被杨立三和战士们拦了下来。

最终在杨立三和战士们的护送下，周总理平安的过了草地，然而在这不久后，杨立三却病倒了，但即便是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杨立三依旧关心着周总理还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并派工作人员到四处求医问药，只为能让周总理尽快康复。

就这样，在杨立三等人的关怀下，周总理的身体情况逐渐好转，慢慢康复了，对于救命之恩，周总理总是念念不忘，每每见到杨立三，他总会感谢杨立三，但杨立三却说：“这个宝贵的机会，是彭老总给的。”

在之后的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杨立三都创造了不少奇迹。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各兵工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成本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杨立三当即召集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及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制造出了标准化的步马枪，并被彭德怀命名为“八一式”。

1940年后半年，杨立三主持的后勤部门就生产了3300多支“八一式”，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火力装备。

对于杨立三的这一功劳，毛主席在建国后的一次会议上这么说：

“大家都讲我军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是怎么加到一起的呀？你们有没有想到杨立三？没有他，我看你们只有小米，无步枪可加！刘邦有萧何搞后勤，立三同志就是我们的萧何！红色萧何！”

周总理也曾评价杨立三道：“那时候，杨立三真正是‘能者多劳’。”

由此可见，毛主席与周总理对杨立三都十分器重。

当然，在备受周总理重视的同时，杨立三也敢于向周总理提出意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变成了世人皆知的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本就让周总理十分忙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又成了不到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这也使得周总理忙不胜忙。

1950年，周总理签批的一份文件送到了政务院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的办公桌上，在看到签名时，杨立三微微蹙眉向秘书问道：“这份文件是哪位领导签来的？”

“是周总理！”秘书回答道。

当得知是周总理后，杨立三赶忙说道：“快给总理打电话。”

闻言，秘书十分好奇，就在这时，杨立三表示自己都未能认出那个行书的“箭”头“周”字，并对秘书说道：“总理的命令我们是要执行的，总理的指示我们是要照办的。他签的这个‘周’字连我这个部长都不认识，以后误了事该咋办？赶快打电话，叫他以后不要这么签了。”

听完杨立三的话后，秘书紧急致电西花厅，将杨立三的建议如实向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说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也如实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

周总理得知杨立三给自己提意见后，对于此意见十分尊重，自那之后，周总理不管自己有多累，在签发材料、文件时，仍旧把行书的“周”字改写为楷书的“周”字，让收到文件、材料的人一目了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便任命杨立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全国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等，对于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与重用，杨立三从不居功自傲，始终在努力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对大小事情，杨立三更是亲力亲为，也因此累得病倒，住进医院好几次。

1954年，杨立三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因超负荷工作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院诊断后，被诊断疑似患上癌症，当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决定送杨立三前往苏联治疗。

但当杨立三得知后，却拒绝了，他嫌出国治病花费的钱太多，执意要留在国内，为此，周总理等人先后前去医院劝说他，并强调去苏联治病是党的决定，表示不论花多大代价也要尽力治疗，最终，在大家的说服下，杨立三才勉强同意了下来。

1954年6月，杨立三前往苏联莫斯科，在进入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诊断后，确诊为恶性毒瘤，且已经是晚期了。

1954年7月底，周总理前去参加日内瓦会议时途经莫斯科，专程去看望了老战友杨立三，当看到杨立三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时，周总理难过万分，他紧握着杨立三的手，深情地对他说道：

“立三同志，我来看你了！时间只有十分钟。常言道，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养病，养好身体。我和同志们盼着你早日康复回国。”

听到周总理关切地话语，杨立三顿时激动地热泪盈眶：“谢谢周总理，谢谢同志们！”

在之后的日子里，杨立三始终以乐观的精神与病魔作斗争，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写信指导国内的工作，哪怕后来病痛难忍拿不起笔，杨立三依旧会让身边的人给国内写信，谈工作上的问题。

然而，杨立三终究没能等到康复回国的那一天，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享年54岁。

当杨立三逝世的消息传回中国时，周总理忍不住落泪了，良久后，周总理红着眼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

1954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联合发出讣告，宣告杨立三同志逝世，并决定成立由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等20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1957年12月3日下午4时许，杨立三的灵柩回到北京，12月5日上午，杨立三同志的灵堂开放，供各界人士吊唁。

1954年12月7日，杨立三追悼大会举行，主祭人是周总理，陪祭人是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人，在追悼大会上，周总理报告了杨立三的事迹，评价杨立三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国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榜样，也是其他许多工作人员的榜样。”

在致悼词期间，周总理几度哽咽，其他一些同志也早已哭得泣不成声。

起灵送葬时，周总理、彭德怀亲自执绋，这让杨立三的妻子感动不已，但也为此深感不安，彭德怀曾主动向杨立三的妻子说：“这是中央和军委的意图，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立三同志，是革命大功臣，享此哀荣，当之无愧。”

杨立三逝世后，周总理在难过的同时，也为总后勤部部长暂时无人担任而感到担忧，直到黄克诚大将接任后，周总理才彻底放手，为此，周总理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我可以放心。”

而周总理的放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黄克诚曾连续被毛主席三次点将，每一次，黄克诚都能给毛主席交出完美答卷，这也让周总理对黄克诚十分信任。

而黄克诚的确也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任，在处理后勤问题上，黄克诚始终积极主动的解决问题，不该解决的他从不迁就照顾，因此也会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对此，黄克诚这样说：

“做后勤工作就要准备挨骂。有人当面骂你，你就同他讲道理；背后骂你，你就当没听见。只要我们做得对，坚持原则，不讲道理的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一时的委屈，这是光荣的，是党性强的表现。”

在之后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日子里，黄克诚始终按他所说的做着，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和指导下，实现了后勤工作新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