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人，大量缺人。”

9月1日，郑州富士康的招聘公众号“郑州富工联招聘”里，最显眼的仍然是持续发布的“高价”招聘信息。

招聘价格节节攀升。6月27日，最高返费仅为5000元，到6月30日就涨到了6000元，7月中上旬返费在7000—7500波动，到了8月底，最高返费涨到了8000元。所谓返费，是指返费工的收入。以最高工价算，今年郑州富士康的返费工做满三个月能拿到18500元—22500元，小时工每个月可以拿6000—7500元。

“目前仍是旺季高价。”招聘信息里透露着“冲刺”和“赶工”的信号，目标很明确，9月10日是苹果新手机的发布日，iPhone 16即将面世。

这个夏天，关于苹果最大代工厂郑州富士康，充斥着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人们将富士康旺季招工广告视为其无法离开，乃至正在“回归”郑州的信号；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河南手机出口暴跌，苹果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无法回避。

郑州是这一轮苹果产能再布局的“失意者”，但曾寄予厚望的手机产业的下滑又不只因为富士康离开。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手机出货量遇到瓶颈，而且品牌集中度不断提升的当下，手机产业在郑州与河南已经碰到“天花板”。

对郑州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简单让富士康“回来”，而是如何找到“下一个富士康”。

4月26日，河南郑州大学举办的春季校园招聘会上，富士康新事业发展集团（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业富联）的校招摊位。图/视觉中国

郑州手机产业怎么了？

随着新款iPhone即将发布，郑州富士康在7月底8月中进入生产旺季，自然也进入招工旺季，主要招聘临时工。

不同于拥有“五险一金”、被裁员时会获得“N+1”补偿的正式工，临时工通常只在旺季大量吸纳。2024年7月底以来，富士康将小时工工价从此前的21—22元，提升至26元。相比去年，富士康旺季招工需求略有上涨，工价涨幅基本相同，今年只是正常的“旺季招工”。

在电子消费品代工企业同样密集的昆山，有当地政府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之下，郑州富士康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较低，昆山小时工的价格甚至可以达到30—35元，高于正式员工，一方面导致企业之间抢人，另一方面导致正式员工浮躁。但是电子消费品代工厂只能是潮汐式用工，因此每到苹果新品集中发布的九、十月之前，这个问题就会变得严重。”

劳动力充足，而且价格较低，这也是富士康当年迁移到郑州的重要原因。2010年后，苹果CEO库克说，需要把工厂搬到离工人家更近的地方，富士康当时有近20％的河南籍员工。

于是，富士康“内迁”。2010年9月16日，富士康郑州厂区动工，位于新郑综合保税区（综保区此后被纳入2013年成立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即郑州航空港区）。谈及最初130多万平方米厂房建设速度，时任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说：“这是世界第一的速度，世界第一的行政效率，河南人，NO.1。”

这一厂区便是人们口中的港区富士康，如今占地近560万平方米，是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工厂，同时是苹果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多数iPhone系列高端机型在此组装生产。

根据河南大学副教授陈肖飞调研，高峰期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员工数量达到30余万，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包含港区富士康在内的三个厂区。如今，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淡季约10万人，旺季约20万人。

郑州富士康用工数量有所缩减，机器换人是重要原因。早在2021年，郑州科技园智能互联车间便入选世界经济论坛（WEF）“灯塔工厂”名单，生产效率提高了102％。

外界之所以关注郑州富士康用工情况，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郑州富士康产量的晴雨表。通过数据对比不难发现，郑州手机产量在峰值后已经经历两次明显下跌。

富士康郑州于2011年投产后，郑州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2011年，郑州统计局首次在年度统计公报中将手机产量单独披露，当年郑州生产了2445万台手机。随后几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2014年首次突破亿台。峰值出现在2017年，接近3亿台。但是此后出现第一次大幅下跌，2018年、2019年分别生产2.13亿台、2.14亿台，相比2017年降幅在30％以上。2020年则经历第二次下滑，超三成降幅，达到1.35亿台。此后虽然略有回升，但始终未超1.6亿台，去年的数字约为1.43亿台。

相比于峰值，去年郑州手机产量已经缩水近50％。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河南手机出口量，在2018年达到峰值1.26亿台后进入下跌通道，去年的出口量仅为5761万台。

但是，富士康苹果手机的产能是否经历同样比例的下跌？郑州富士康拥有苹果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因此人们习惯于将郑州乃至河南的手机制造产业等同于富士康，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郑州手机产量达到峰值的2017年，《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下称《行动计划》）在当年11月对外发布，提出苹果手机与非苹果手机2020年的产能目标，分别为1.6亿台与3亿台。并计划到2020年引进培育40家整机制造企业，要求“加快承接华为手机代工生产项目，谋划建立华为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加快引入OPPO、vivo、格力等手机生产项目”。

郑州官方并未完整公布历年苹果手机与非苹果手机产量。郑州非苹果手机产能主要来自航空港区的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2014年开园后首批入驻企业包括中兴、天宇、乐派等13家企业。航空港投资集团曾在2018年披露，2014年—2017年，产业园非苹果手机产能分别为2438万台、6300万台、1.32亿台、1.96亿台，称“非苹果手机产量进入‘爆发期’并于2017年超过苹果手机”。

以2017年的峰值数据为例，当年郑州手机产量达到2.95亿台，其中非苹果手机产量至少有1.96亿台，这意味当年苹果手机产量略少于1亿台。这一趋势至少延续到2018年，当年上半年，苹果手机与非苹果手机产量分别为近3400万台与7659.8万台。

也就是说，在“全球7台手机就有一台产自郑州”的时刻，非苹果手机产量是苹果手机的两倍。2023年，当郑州手机产量下滑至1.43亿台时，郑州富士康仍生产手机8287万台，虽然相比2017年产量下降，但并未“腰斩”。

变量最大的，其实是非富士康的产能。相当一部分非苹果手机瞄准的正是海外市场。如2016年、2017年手机产量分别为1180万台、1300万台的河南信太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便主要出口到印度、俄罗斯等国家。

因此，与其将郑州、河南手机产量和出口量下滑与郑州富士康一家企业产能转移相联系，不如将其视为缺少富士康之外第二家企业支撑的非苹果手机产能的大幅缩水。

其实，河南省与郑州市政府一直希望引进第二家知名品牌手机，在2017年印发的行动计划提出，“着力引进国内知名品牌手机”，并认为电子信息产业“对个别地方、企业的依存度过高，产业发展存在一定风险”。2022年印发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提出，“加快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智能手机”。

但即使在郑州手机制造业迅猛增长的时代，其引进的项目也是鱼龙混杂。在2016年，号称年产3000万台智能手机的河南省金昌威电子有限公司项目落地郑州航空港区，并在当年年底宣布投产。这家公司的母公司是正威集团，主业是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加工及贸易。但是在2022年，这一项目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合计产能不足百万台。

当然，郑州富士康确实面临产能转移的压力，只不过其并非外界想象的“大进大出”，而流失产能的去向也并非只是印度。

谁在“抢生意”？

富士康位于印度的产线被认为是郑州富士康的直接竞争者，两者此消彼长。

今年，部分iPhone 16与iPhone 16 Pro机型将在印度生产。印度首次承担相对高端的Pro机型生产，这条消息似乎比新款iPhone本身引发更多关注，因为此前Pro机型只在中国生产。

有消息称，富士康印度厂区iPhone代工良率仅五成左右。不过，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辟谣称，在良率方面，印度相比中国大陆“没什么差别”，如果只有五成良率，“我们早就撤了，我不撤，客户都会叫我们撤，所以那并不是真的”。

富士康已经在印度投资 100 亿美元，明年将会加大投资。富士康将部分iPhone产能从中国转移至印度的趋势不会改变，哪怕暂时遇到波折。

从2017年起，苹果在印度设立了相对低端的iPhone SE生产线。但是2023年以前，印度生产苹果新品的时间都晚于发布时间，苹果会将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至印度，但是iPhone 15从发布之时就在印度生产，iPhone 16将延续这一策略。

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产能会以多快的速度增长仍是未知数，究竟有多少iPhone产自印度也一直难有准确的数字。今年4月媒体报道的数字是14％。如果以去年2.3亿台iPhone产量推算，对应的产量为3000余万台。根据Counterpoint的报告，2020年，印度产iPhone仅占iPhone全球产量的1.3％，2022年才上升至4％。

手机行业分析师郭明遐在2023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4年iPhone产能中印度占比将增加到20％—25％。同期富士康在郑州的生产规模预计将减少约35％—45％，在太原的生产规模预计将减少约75％—85％。

印度iPhone产能达到这一规模目前来看仍有难度。有熟悉印度手机产业的中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观察，目前印度手机产业的“大后方”，包括零部件、设备等仍来自中国，预计印度手机产业链需要15—20年才能达到目前中国手机产业链的成熟度。即使是组装环节，印度本土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企业以及在印中企。“不过印度工人的效率已经可以达到中国工人的九成，但月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远低于中国工人3500—4000元的工资水平。”

根据今年4月苹果发布的2023会计年度供应链名单，中国大陆工厂为155座，位居第一，而印度只有13座。对于苹果将iPhone产能从中国转移至印度的最终目标，潮电智库分析师孙燕飚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未来国内苹果手机产能将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可能最多占全球产能40％。

不过，相比于向印度转移产能的长期趋势，郑州富士康短期内正面临国内厂商的竞争。

根据第三方机构Visual Capitalist援引TrendForce汇编的数据，2023年发布的iPhone 15系列70％由富士康负责生产，25％由立讯精密代工，其余5％则由印度塔塔公司承担。相对高端的iPhone 15 Pro，富士康和和硕分别占据70％和30％产能。在顶级机型iPhone 15 Pro Max上，富士康和立讯精密分别占据70％和30％产能。

从中不难看出苹果降低供应链集中度的努力，而这一进程在2020年后加快。

在2020年以前，富士康、和硕、纬创是iPhone三大组装厂。2020年7月，立讯精密宣布其控股股东以33亿元收购纬创位于苏州昆山的两座工厂，成为iPhone代工厂。纬创近年来只维持5％—10％的iPhone代工市场份额，并且始终未能代工高端机型。

2021年年底，立讯精密宣布在昆山市建设一座占地面积达28.5万平方米的制造园区，相当于40个足球场大小。立讯精密当时希望将iPhone产能从2021年的650万台迅速提高至2022年的1200万—1500万台。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23年年初，立讯精密在昆山少量生产iPhone 14 Pro Max，以弥补富士康产能不足。此前，富士康一直是最新款iPhone Pro机型的独家代工企业。2022年第四季度，苹果深受郑州富士康产能下滑、新品短缺的困扰，以至于其在当季交出了一份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的财报。也正是在那个季度，有河南地方政府甚至呼吁公务员到富士康工作。

2023年底，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透露，立讯精密为苹果生产三款iPhone 15，该业务在过去一年翻倍。

随着立讯精密在iPhone代工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立讯精密“重仓”的苏州昆山手机产量从2021年3380.2万台，迅速增长至2023年的7536.18万台。江苏今年上半年手机出口金额同比增长42.7％，与河南近五成的下滑形成反差。

郑州怎么办？

其实，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消费品制造在国内已经经历几轮迁移。

“此前重庆招引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力度较大，一些台资企业将产能从昆山迁移到重庆。但是昆山产业配套更为完善，组装企业可以压缩零部件库存，从而降低综合成本，因此也有企业外迁后回流的情况。而且2020年后手机产量迅速提升，改变过去以笔电为主的格局。”有昆山市政府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他表示，在编制昆山“十四五”规划时曾有意下调电子信息产业份额，但是又不可能过度打压优势。“支撑产值的巨头基本是代工企业，而且‘苹果系’较多，其中必然存在风险，因为苹果是一家比较强势的企业，一旦提出转移产能短期内就会有所行动。”这被他称为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弱点。

作为苹果产能再布局的失意者，郑州正面临这样的尴尬。对比郑州“十三五”与“十四五”规划可以发现，郑州调低了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目标，从7500亿元下调至6000亿元。郑州、河南始终未能找到富士康之外的第二支点，而且郑州富士康缩减产能几乎是大概率，手机产业的想象空间已然不多。

2023年4月，鸿海集团提出用5—10年的时间在河南新造一个富士康，但是手机已经不是关键词。当时，富士康将新事业总部落地郑州，称将深耕河南实施“3+3”转型发展战略，即电动车、数字健康、机器人三大新兴产业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移动通讯三大技术领域。

今年7月，鸿海集团发布公告称，富士康将在郑州投资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项目一期选址于郑东新区，建筑面积700公亩（7万平方米），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富士康新事业项目的重点。2024年1月，河南富士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亿元，将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项目推进。

汽车已经与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现代食品、铝精深加工等并列，成为郑州在“十四五”期间希望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消费电子代工巨头转型新能源汽车产业，富士康并非孤例。如立讯精密，自2007年发力汽车连接器并于2012年收购福建源光电装切入汽车电子领域以来，其目标一直是成为一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目前，公司在汽车方面的产品线包括汽车连接器、智能驾舱等。

不过，新事业总部落地后，富士康近期在郑州港区会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试制中心、固态电池产业。这显然不能缓解地方政府的焦虑。今年上半年，河南更加明显受到手机出口下滑对外贸的拖累，在手机出口金额同比下降49.1％的情况下，河南出口额下滑19.1％。

翻看河南省出口主要商品量值表不难发现，仅从今年上半年数据来看，有潜力达到手机出口金额的商品并不多，汽车显然是其中的一种，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额超过140亿元，虽然相比手机的565亿元仍有不小距离，但是录得近20％的增幅。

2022年6月，郑州就提出在2025年力争全市新能源汽车产能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虽然当时郑州汽车产业规模约2000亿元，但是当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不到7万辆，而比亚迪在这一目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曾经多次与比亚迪谈判项目引进的地方政府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车企可能只有比亚迪新建产能不受限制，因为其现有产能利用充分。比亚迪布局产能有其节奏，在2023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后，启动下一轮新建产能选址可能要等到销量达到400万辆之后。而比亚迪比较看重地方政府能否“给钱、给地、给市场”。

2021年，比亚迪的销量尚不足百万。郑州比亚迪于2021年9月与郑州港区签约，37天内实现项目开工，17个月顺利投产，2023年4月正式投产，当年完成产值334.7亿元，生产整车超20万辆，生产动力电池及储能7GWh。

2023年，郑州生产的31.6万辆新能源汽车中，有20万辆汽车由比亚迪生产，郑州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进入新能源汽车产量前十城市榜单。

在官方信息中，郑州比亚迪被称为比亚迪产能最大、用工最多的整车生产基地，共规划三期项目，目前已经投产的一期项目规划产能为40万辆。而按照郑州比亚迪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在今年7月对《河南日报》介绍的用工信息，现有3.6万人，满产后总用工将增至5万人。

当然，超过300亿元的产值与3.6万人的用工数量相比巅峰时期的富士康仍有不小的差距。不过郑州比亚迪正在迅速成长，河南省汽车行业协会2024年7月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郑州比亚迪今年上半年产销量是去年同期的10倍。

从项目建设开始，郑州就在以当年迎接富士康的速度迎接比亚迪，并期待同等回报。

发于2024.9.9总第115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富士康“重回”郑州背后

记者：陈惟杉

编辑：闵杰